民主革命时期党建实践的纯洁性诉求
作者简介：齐卫平（1953－），男，浙江慈溪人，华东师范大学政治学系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上海200241
*本文系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保持党的纯洁性研究”（批准号12&ZD076）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摘要］作为马克思主义先进政党的诉求，保持思想、组织、作风的纯洁性贯穿于党的建设整个历史实践。民主革命时期，保持纯洁性作为党的建设的价值取向，一方面是先进政党建设的内在要求，另一方面也是各种因素形成的必然诉求。在党的建设实践中保持思想、组织、作风纯洁的思想，主要表现在强调严密组织纪律、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思想武装、密切联系人民群众，反对贪污腐化现象以及意志松懈、作风轻浮、工作懈怠等不良习气，注重组织发展的党员质量、清除不合格党员等方面。民主革命时期党建实践中纯洁性诉求的思想，为贯彻落实十八大提出的党的建设主线和推进党的纯洁性建设提供了丰富资源和深刻启示。
［关键词］民主革命时期；党的建设；纯洁性诉求
中图分类号：D2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410X（2014）03000306
先进性是中国共产党的本质属性。如何在形势变化和社会发展中实现党的先进性，这是一个历史与现实、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研究课题。作为马克思主义先进政党的诉求，保持思想、组织、作风的纯洁性贯穿于党的建设整个历史实践，不同时期党的纯洁性诉求具有不同的内容和特点。研究民主革命时期党建实践中的纯洁性诉求，对新时期加强党的纯洁性建设具有重要的经验启示。
一、战争与革命环境下党的建设纯洁性诉求的形成
中国共产党诞生于以战争与革命为主题的时代环境中，最大限度地将群众吸纳到革命阵营中来，领导人民夺取政权，实现民族独立和国家统一，这是党的历史使命。党的建设服从于这一使命，党的纯洁性诉求也围绕着实现这一使命形成和发展。
中国共产党是由一批矢志改变国家和民族命运的热血青年创建起来的。他们之所以集聚起来组织政党，动力之一是不满以往政客为争权谋利而成立的组织，希望重新打造一个与旧政党截然不同的先进政党。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就表现了纯洁性的诉求，在其形成的第一个决议里规定：不同其他党派建立任何关系。当然，以此来保持纯洁性的思路并不正确，1922年党的二大时改变了这个规定，主张“无产阶级的革命势力和民主主义的革命势力合同动作”[1]（P132）。在此后领导革命的实践中，如何保持党的纯洁性成为长期探索的重大问题。
基于先进性的政治本色认同，注重自身建设是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传统。在开展党的建设过程中，党的纯洁性问题受到关注。1926年8月4日，中共中央扩大会议针对党内出现贪污腐化的现象发表通告指出：“在这革命潮流仍在高涨的时候，许多投机腐败的坏分子，均会跑在革命的队伍中来，一个革命的党若是容留这些坏分子在内，必定会使他的党陷于腐化，不仅不能执行革命的工作，且将为群众所厌弃。”[2](P348)1927年1月，恽代英撰文指出：“在革命运动风头顺利的时候，革命党必须谨防自身的腐化，忠实的革命党员必须随时提防党内发生机会主义的分子。这是关系革命党前途运命很重大的。”[3](P10)同年10月，中央通告第十三号提出：“我党必须深切的认明：下极大的决心，重造我们的党——在思想上组织上彻底肃清小资产阶级的机会主义，造成真正群众的，革命的，阶级的，布尔塞维克的党，然后才能担负起现时所负的重大使命。”[3](P581582)这些论述里，虽然没有使用“纯洁”的概念，但追求纯洁性的价值取向则十分清楚。
随着革命实践的推进，保持党的纯洁性问题也明确提出来。1937年1月，党中央在文件中指出，“共产党在任何环境下，应保持自己的政治面目与组织上的独立性”[4](P5)，“共产党在现时更要保障党的纯洁与一致”[4](P6)。同年5月，刘少奇明确提出“为了保持党的独立、纯洁与一致”的五项要求[4](P252)。1940年3月，陈云撰文指出：“我们所说的纯洁，主要的不是年幼龄轻、没有社会关系、单纯的纯洁，而是指在复杂动荡的环境中忠心为共产主义坚持奋斗的纯洁。”[5](P261)同年8月，张闻天撰文批评党内空谈党性、空谈忠实纯洁的错误倾向，认为“只有能够运用各种方法、各种策略来实现党的具体任务者，才配真正叫做忠实可靠、清白纯洁的共产党员”[5](P456)；一个干部，既要接受和了解党的政治路线，而且要有实现这个路线的方法，“才能算是真正有了坚定的阶级立场，坚强的党性，才能算是真正的忠实可靠与清白纯洁”[5](P457)。毛泽东在1941年出版的《农村调查》中写道，必须“严肃地坚决地保持共产党员的共产主义的纯洁性”，一部分共产党员被资产阶级腐化，“我们必须和这种党内的腐化思想作斗争”[6](P187)。1941年7月2日，刘少奇在中共中央华北局党校做《论党内斗争》的报告中谈到，党内斗争是保持党的纯洁与独立，保证党的行动在代表无产阶级最高利益的路线上进行，保持党的无产阶级性质所完全不可缺少的，如果忽视对影响党的各种非无产阶级意识的警戒与斗争，那也就不能保持党的纯洁与独立。延安整风运动突出加强党性，旨在保持党的纯洁性，刘少奇指出，如果不坚决反对非无产阶级思想，“那也就不能保持党的纯洁与独立，不能巩固党”[7](P180)。任弼时指出：“整顿三风这件事保证了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的一致，和党的组织成分的纯洁。”[8](P368)以上表明，保持党的纯洁性在民主革命时期已经进入党的建设议程，虽然论述纯洁性思想的角度不同，但作为党的建设的价值取向则鲜明地树立起来。
民主革命时期，党的建设是在残酷的战争环境、复杂的革命形势和紧张的任务执行中开展的，它既受外部条件的限制，也受内部条件的影响。总体上说，党的建设实践中形成纯洁性诉求的原因主要有四个方面。第一，从思想上看，一个由先进知识分子组建起来的党承担着领导广大人民群众革命的重任，必须始终坚持科学理论的武装。如何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制定适合国情的路线、方针、政策，是保持党的纯洁性极其重要的问题。民主革命时期党在思想领域围绕纯洁性建设开展的斗争，都与马克思主义如何中国化有密切关系。第二，从组织上看，党的队伍发展扩大的现实提出了保持纯洁性的要求。民主革命时期，党的组织规模有过三次显著扩张。第一次是在1927年前，从建党初期的五十多名党员发展到1927年4月的57万名党员。第二次是从大革命失败后党员骤降至一万多名到1934年发展为三十多万党员。第三次是延安时期党员队伍的快速发展，1937年初党员只有四万多名，到1945年党的七大时党员人数达到121万名。尽管在革命形势和党的境遇不同的情况下，党的组织发展经历了几次起伏，但不管是处于顺境还是逆境，大量新党员的加入形成了对保持党组织纯洁的严峻考验。第三，从革命形势看，反复发生的曲折使党不断处在变动之中，高潮和低潮、胜利和挫败、有利和不利交替，再加上阶级斗争与民族战争并存的复杂环境，以及不同时期统一战线内部各种势力之间的矛盾，都成为党保持纯洁性需要面对的客观形势。在这样复杂多变的革命形势下，既有投机分子混入党内，也有动摇分子背叛党组织；既有经不起诱惑而堕落蜕变的，也有受不了磨难而意志消沉的。环境考验人，革命形势变化中的风险始终锻炼着党的纯洁。第四，从党的情况看，长期立足于农村革命根据地的生存状态，为党加强自身建设增加了难度。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国情，敌强我弱的力量对比，使无产阶级政党不得不偏离反革命势力盘踞统治下的城市，转向农村领导革命。农民群众成为党开展活动的主体对象，红军战士的主要来源是农民，大量农民群众中的积极分子被吸纳到党的组织中来，许多农民骨干成为各级党组织的领导。在农民占党内主要成分的情况下，农民意识、非无产阶级思想的影响不可避免地成为保持党的纯洁性必须着力解决的重要问题。
概括起来说，民主革命时期保持纯洁性作为党的建设树立起来的价值取向，一方面是先进政党建设的内在要求，另一方面也是各种因素形成的必然诉求。革命战争条件下的内外部条件使民主革命时期党的纯洁性诉求留下了深刻的时代烙印。
二、民主革命时期党的建设实践中纯洁性诉求的主要思想
保持和发展党的先进性贯穿于党的建设的整个历史过程和全部实践中。“先进性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本质属性，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生命所系、力量所在。党的先进性是历史的具体的，既是一以贯之的，又是与时俱进的。这就决定了保持和发展党的先进性是马克思主义政党自身建设的根本任务和永恒主题。”[9](P525)这个永恒主题决定了党的纯洁性诉求具有内在的规律。
第一，强调严密组织纪律，保持党的队伍纯洁性。纪律严密性是党的队伍纯洁性的保证，尤其是在残酷的环境下，缺乏严格的纪律约束，容易造成党的思想混杂和组织松散。因此，遵守纪律是党为了保持纯洁性所特别强调的思想。党的二大通过的第一个党章，除了对入党条件、程序以及组织架构和合作方式等做出规定外，还专门就纪律做出若干条规定。此后每一次党代会修改的党章，强调纪律的内容越来越丰富。党中央始终是将严密的纪律视为马克思主义先进政党的必要条件，认为“纪律是我们的重要武器。维护党的统一，不靠刀枪，要靠纪律”，“必须用纪律来约束党组织和党员的行动”，“严格地遵守党的纪律为所有党员及各级党部之最高责任。无特殊人物，无特殊组织”，“不愿意遵守纪律的党员，害怕铁的纪律的新党员，尽可出党”[5](P220)。党的建设实践中，党组织和党员的思想、行为靠纪律规范，处置犯错误的领导干部和党员以及清除不合格的党员也以纪律为准绳。由此可见，严密组织纪律在党的纯洁性建设中具有重要地位。
第二，强调以马克思主义武装，努力用无产阶级思想克服非无产阶级思想。有无科学理论的思想武装，是无产阶级政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之一。马克思主义的先进思想和工人阶级的先进力量，构成党具有先进本质的两个最重要的元素。党的纯洁性建设与先进思想和先进力量这两个重要元素是相对应的关系。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但由于中国社会的特殊国情，党在经历了一段时间革命道路的摸索后，将革命阵地和活动中心转向了农村。先进思想武装和落后农村环境的反差形成党的纯洁性建设的新情况，这就凸显了坚持马克思主义思想武装的必要性。长期战斗在农村的先进政党坚持科学思想的武装，一方面克服农民落后意识对党的影响，另一方面在理论建设中加强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这两方面的任务都与保持党的纯洁性密切相关，而后一方面的任务尤其繁重。建党初期，李大钊、瞿秋白等人就提出过把马克思主义运用于中国必须重视中国社会环境的思想。1925年任弼时指出，“不应做一个不顾环境的模仿主义者”，“必须按中国实际情形去解释我们的理论，庶可得到思想上的胜利”[10](P325)。20世纪30年代后期直至40年代的延安整风运动，反对教条主义的斗争成为保持党的纯洁性建设的重要议题。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反对一切从书本出发，反对脱离国情照搬别国革命的模式，从而端正了党的思想建设方向。毛泽东将科学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视为“全党的学风”，强调它是“第一个重要的问题”[11](P813)。民主革命时期围绕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问题而开展的党内斗争，是党的思想建设最为重要的内容。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意识的牢固树立保证了党的思想纯洁，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第三，坚持群众路线，以实现人民利益保持党的作风纯洁。党建立后即认识到，必须使自己成为一个面向群众的战斗组织。20世纪20年代末，密切联系群众的思想已经确立，“群众路线”一词在党的文献中经常使用。党中央指出：“党的工作方式，应该采取群众路线，党的活动应该紧靠着群众，党的口号应该是群众的要求，党的策略应该取得群众的了解与执行。”[12](P251)延安整风期间，群众路线的内容丰富和思想升华成为党的建设最重要的成果之一，密切联系人民群众被提炼概括为党的优良作风。因此，具有什么样的作风也就成为衡量党的纯洁性的一个方面。1940年7月，张闻天撰文指出，党内存在脱离群众的现象，“这对于党、对于革命实是一个最大的危险”[5](P353)，“不关心群众的切身问题的党部与党员，同群众隔绝的官僚主义的党部与党员，是最坏的党部与党员。这种党部与党员应该使之在党内党外都被认为是党的最大耻辱，不使其有存在的余地”[5](P354)。他还指出，共产党员必须认识到，“我所代表的是群众的血中血，肉中肉，我与群众是不能分割的”[13](P338)。刘少奇在党的七大上做报告，对党的群众路线进行了全面系统的阐述：“群众路线，是我们党的根本的政治路线，也是我们党的根本的组织路线”[7](P342)；“我们的这种群众路线，是只有无产阶级的政党才能具有的”，“我们与人民群众的这种关系，是和一切剥削阶级对待人民群众的观点及其与人民群众的关系，根本不相同的”[7](P343)。毛泽东提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著名论断，更是以党的鲜明宗旨精辟地点出了密切联系人民群众的思想核心，对于党的作风纯洁具有十分深刻的指导意义。
第四，坚决反对党内贪污腐化现象以及意志松懈、作风轻浮、工作懈怠等不良习气，强调廉洁政治建设的重要性。党中央认为，党内混入一些投机分子，虽然不能动摇党的政策，但他们“个人生活上表现极坏的倾向，给党以很恶劣的影响”[2](P348)。这些倾向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贪污钱款，在经济问题上发生吞款、揩油的事情。在革命根据地建设中，党高度重视政府的纯洁性问题，要求“民主政府，必须是清廉纯洁的政府”，“贪污腐化，损公利己，阳奉阴违，官僚主义，消极怠工，应坚决反对。民主政府的工作人员，应当是一文不苟，克己奉公，艰苦奋斗，言行一致的”[5](P329)。二是生活作风方面的问题。如在条件很艰苦的情况下，一些领导干部和党员却“衣履极为整洁，饭食必有鱼肉，手上金指亦屡见不鲜，并且扯拼伴，即暂时夫妻”[12](P693)，“一般的苏维埃区域有为恋爱而怠工，生活奢侈腐化，男女关系浪漫，而引起群众的不信任”[12](P701)。这里提到的问题曾受到党的高度重视。革命根据地里曾发生以结婚离婚自由为由随意搞男女关系的倾向，1937年陕甘宁边区还发生黄克功逼婚未达目的而枪杀女大学生刘茜的极端事件，造成非常恶劣的影响。以上两个方面的倾向是党的纯洁性建设中突出的问题，党中央对此态度鲜明，坚决主张“要号召群众来监督批评以致撤换腐化分子的职务，群众来要求共产党开除腐化分子的党员，党应立刻加以考察而检查之”[12](P707)。
第五，注重把好党员发展的质量关，以优良素质保证党的队伍纯洁。1926年10月，陈独秀在给各级党部的信中提出：“党员数量上的增加，乃是第一个重要问题，当然同时我们也不应忽略质量上的增加。”[2](P424)1929年中共六届二中全会指出：“党在目前阶段上是要特别注重质量的发展，数量是次要的。一般的说是质量与数量同时并重。”[14](P234)同年12月2日党中央在通告中指出：“现在党的组织是要在质的基础上求数的发展，所以要防止以为革命群众便是党员之拉夫式的办法。”[14](P663664)在党求发展的过程中，经常发生不顾质量盲目发展党员的问题。1926年7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报告中指出，“党员数量虽然增加而质量确是退化了”，例如“缺乏理论及确定的革命人生观”、“缺少从前那样刻苦奋斗的精神和自发的革命情绪”、“发生贪官污吏化”等情况[2](P272)。1932年1月，中共中央在一个指示中指出：“应该保持无产阶级战斗党的特性，注意党员质量上的改造，特别要防止富农及一切反革命的派别分子混入党的队伍来。”[15](P67)延安时期陈云担任组织部长期间“郑重地提出党员的质量重于数量这个问题”，认为党员“质量上的提高，远胜于数量上的发展”[16](P208)。他强调：“如果党员的政治质量不高，如果党内混入了奸细，那就不能与敌对势力作残酷的斗争”[16](P206)；“提高质量不仅仅是洗刷落后分子，还必须加强党内的教育”[16](P207)。
第六，清除不合格党员，纯洁党的队伍。党的二大制定的第一个党章就明确规定，对违反纪律的党员“必须开除之”[1](P168)。一直到1928年，开除党员的规定主要侧重于对违反纪律的处置。1928年党的六大在修改党章时做出新的规定：“不执行上级党部的决议和犯了党内认为有错误的其他过失，应由相当的党部予以纪律上的处分”，对党员的处分包括“各种形式的指责，警告、公开的指责，临时取消其党的重要工作，开除党籍或予以相当时间的察看”[17](P480)。这就扩大了纯洁党的队伍的视野。在革命战争环境下，党内的投机行为和生活堕落、作风腐化现象时有发生，这是先进政党决不能容忍的，“如政治观念错误，吃食鸦片，发洋财及赌博等，屡戒不改的，不论干部及非干部，一律清洗出党”[14](P737)。1926年8月中共中央发出“坚决清洗贪污腐化分子”的通告，严厉要求对犯有贪污腐化的干部和党员“务须不容情地洗刷出党，不可令留存党中，使党腐化，且败坏党在群众中的威望”[2](P348)。1933年中共中央“为要防止党内有违反党章、破坏党纪、不遵守党的决议及官僚腐化等情弊发生”，成立了中央党务委员会及中央苏区省县监察委员会[18](P439)。延安时期，党制订了《陕甘宁边区惩治贪污条例（草案）》，以严厉的处罚规定保证党的队伍纯洁。
三、党的纯洁性建设历史实践的现实启示
与党的成长发展壮大一样，党的纯洁性建设也是一个连续不断的推进过程。党的十八大明确将纯洁性建设纳入新的历史条件下党的建设主线之中，这既是对党的建设历史实践中纯洁性思想的继承，又是从新时期现实要求出发对党的建设做出的战略部署。民主革命时期党的建设纯洁性诉求的思想，为贯彻落实十八大提出的党的建设主线提供了丰富资源和深刻的启示。
启示一，必须根据形势的变化和党的中心工作，形成党的纯洁性建设新要求。在近现代中国的政治舞台上，历经九十多年风风雨雨，中国共产党已经用事实证明了毋庸置疑的先进性本质。然而，党的先进性本质只是理论逻辑上的应然，要使它成为现实中的实然，则必须以纯洁性的保持和维护来保证。具有本质属性的先进性是不能量化的，或者先进或者落后，本质的判断没有量的标准，而表示状态属性的纯洁性则有程度高低的区别。党的纯净度不高虽然不会改变党的先进性本质，但必然对实现党的先进性产生影响。对党的建设来说，百分之百的纯净度只是一种理想追求，最大限度地提高党的纯洁性则是努力的目标。改革开放新时期，国内外形势的深刻变动使党的建设面临一系列新情况新问题，保持党的纯洁性工作之繁重和任务之艰巨大大超过民主革命时期。根据形势发展和党的中心工作转变，将党的纯洁性建设提到新的高度，是时代赋予党的新任务。
启示二，党的建设不是封闭的工程，密切联系群众是党的纯洁性建设的重要路径。民主革命时期残酷的环境促成了党依赖群众的深刻意识，在反革命势力虎视眈眈的淫威下，不仅党的一切工作离不开人民群众，就连党员和党组织生存安危都需要仰仗人民群众。党的纯洁性建设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党脱离人民群众将一事无成。尽管党的建设是政党自身的事情，但先进性本质决定了中国共产党不能自我封闭起来搞建设，党的建设不同人民群众相挂钩就无从谈起。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之所以弱化和损害党的纯洁性，就是因为它架空了党的宗旨，破坏了党的形象，背离了党的建设目的。正是从这个意义上，党中央强调“执政党最大的危险是脱离群众”。作为党的纯洁性建设的一条重要路径，密切联系群众的意义不仅表现为党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人民的利益，而且还表现为人民群众对党的监督。党的思想、组织、作风是否纯洁，群众眼见为实；党的组织、领导干部和党员是否纯洁，人民群众感受为真。党的纯洁性建设需要人民群众的助力，深入贯彻群众路线才能提高党的纯洁性。
启示三，提高党的纯洁性是党的建设整体的有机统一，正确处理思想、组织、作风各个方面建设的相互关系是党的纯洁性建设的基本方法。把思想建设放在首位是民主革命时期党的建设实践中的一条重要经验。新时期历届党中央领导反复强调加强思想建设对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重要意义。组织建设涉及党员发展和教育、干部培养和管理、各级基层组织建设等多个方面，是党的纯洁性的实现载体。作风建设包括党的思想作风、工作作风和生活作风，是党的纯洁性的具体展示。民主革命时期党开展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的丰富实践以及形成的宝贵经验，显示了三位一体的整体特点。从党的建设整体看，思想纯洁、组织纯洁、作风纯洁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思想纯洁是组织、作风纯洁的前提，组织纯洁是思想、作风纯洁的基础，作风纯洁是思想、组织纯洁的体现。党的建设必须整体推进，忽略思想、组织、作风三个方面的任何环节，都会影响党的纯洁。在改革开放新时期，党中央从新的历史条件出发，进一步强调反腐倡廉建设和制度建设的重要性，将三位一体的党建格局发展成为五位一体的党建部署，这就在党的纯洁性建设中注入了执政廉洁和制度约束的新要素，加强了提高党的纯洁性的深度和厚度。按照党中央五位一体的战略部署，注重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反腐倡廉建设、制度建设的关联和协调，整体推进党的建设，这是提高党的纯洁性不可或缺的方法。
启示四，始终坚持从严治党的原则，将提高党的纯洁性落到实处。“党要管党，从严治党，是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的重要保证。”[19](P621)治党严不严，关系到党组织和党员的战斗力强不强，直接影响党的纯洁性。马克思主义政党是靠铁的纪律来维系的，组织的严密性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先进性的必然逻辑，党的治理上任何松懈都将损害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遵守党的纪律首先是以实现共产主义奋斗目标为职志，树立对党的忠诚，保持理想信念的坚定；其次是服从党的宗旨，坚持人民利益高于一切，不做损害人民利益和党的形象的事情；第三是严格按照党章的规定，约束自己的言行举止，发挥党组织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革命战争时期党长期处于秘密状态，从严治党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保守秘密，以严密的纪律规定保证党外部空间活动的安全；另一方面是整饬内部，及时清除党内投机、腐化、消沉等不合格的分子。执政以后党的治理比执政之前难度更大，这不仅表现在党的组织规模的巨大发展上，而且更表现为思想停顿、理想缺失、精神懈怠、动力不足的危险增加上。和平环境下党掌握执政资源的有利条件，容易造成党员患上身份失忆的“麻痹症”，即故步自封、降低要求、放松约束，将自己等同于一般群众，甚至超越底线干出违法乱纪的事情。民主革命时期党的建设实践给予我们的启示是，切实保证党的纯洁性必须着眼一个“严”字，有严才有治，松松垮垮、懒懒散散、马马虎虎治不好党。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的增强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的要求是新的历史条件下从严治党的新要求，也是提高党的纯洁性的新任务。
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
[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3册）[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