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神”乔治·夏勒和山水的年轻人

计划，使山地大猩猩的保护进入了新纪元。

出于偶然机遇，夏勒加入了国际野生动物保护学会（简称WCS），其前身为纽约动物学会。“从1985年起，学会就开始倡导野生动物保护。它的愿景就是我的理想，这使野外考察工作和自然保护事业成为我的生活，而我成为了荒原、群山与森林中的漫游者。”

在这些工作中，夏勒无一例外地从研究者变成了保护者。他写道：“我从早期研究中那种无忧无虑的痴迷，越来越多地转向了对动物及其栖息地的保护。只要能在地方或国际上产生影响，我都会据理力争，采取行动，无论影响是涉及科学、政治、经济、文学，还是道德、宗教等。”

他明白自然保护没有永恒的胜利，但是，他话锋一转：“自然保护是我的生命，我必须保持希望。”

致敬年轻人

2011年之后，每次去青海，夏勒都会找山水的年轻人作为“地陪”。2005年，吕植推荐自己当时的研究生、如今在山水工作的刘炎林前往羌塘，协助夏勒工作。

在此之前，外号“大牛”的他曾任山鹰社社长，是国家二级登山运动员，热衷于登山。但参与野外研究之后，他在探险和野外研究两者之中选择了后者。“自然荒漠除了供人娱乐，还有更多其他价值。做野生动物的研究，就是让探险有意义的一种方式。”

青藏高原对于夏勒而言，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在罕见的大雪里，一队藏羚羊如梦中的精灵，在夏勒的身边经过，从此开始了夏勒与羌塘长达25年且仍在继续的约定。”刘炎林在一篇文章中写道。

羌塘，是中国五大牧场之一，位于昆仑山脉、唐古拉山脉和冈底斯山脉之间，跨越了西藏和新疆。在藏语，这意味着“北方高地”，平均海拔5000米以上，被称为“世界屋脊的屋脊”，夏勒则视其为“包括藏羚羊在内的中亚野生动物最后的大型避难所之一”。

第一次，52岁的夏勒在羌塘与藏羚羊打了个照面。与一种几乎没人研究过的动物初次相遇，对于夏勒而言，是最令人兴奋的事情。随后，藏羚羊成为他的特殊关注目标：“在坦桑尼亚的塞伦盖提，角马的季节性迁徙勾勒出那个生态系统的轮廓。同样，藏羚羊的旅行也勾勒出羌塘生态系统的轮廓。”

然而，1988年，夏勒发现牧民从藏羚羊身上拔毛卖给小贩，小贩则把成包的藏羚羊绒走私到尼泊尔，再运到克什米尔，当地人将藏羚羊绒加工成领带或围巾沙图什，卖给欧美市场。随后，沙图什越来越紧俏，藏羚羊绒的价格也水涨船高，青藏高原上发生的猎杀事件越来越多。但商人们谎称沙图什的原料来自北山羊、野山羊和家山羊，掩盖其背后的血腥。

夏勒发现沙图什和藏羚羊悲剧之间的关联之后，曾向当地政府说明，并到北京指出将近90%的藏羚羊因为沙图什贸易在短短几十年内消失。随后，他还联系印度、欧美的朋友了解沙图什贸易。最终，中国建立羌塘自然保护区，对藏羚羊实施了全面保护，限制非法藏羚羊绒贸易，欧美国家也将该贸易归为非法之列。

但藏羚羊的迁徙仍然是一个谜。

1992年，夏勒曾为了寻找藏羚羊的夏季产羔地追踪至西昆仑黑石北湖，结果由于汽油短缺、土地泥泞等原因功亏一篑。2001年，夏勒与四名职业探险家赶着驴子徒步穿越西昆仑山地，初步确定了产羔的位置。第二年，四位探险家又追踪了275英里。2003年，夏勒与北京大学师生调查了羌塘东部……他将功劳视为团队合作的结果。

2005年，刘炎林便随夏勒回到西昆仑山。他从夏勒口中了解到，每年冬天，藏羚羊在南部交配，4月底，公母羚羊分群而居，到5-6月份，母羚羊与雌仔跨越几千公里前往北部的产羔地产子，再率幼子返回。“羌塘的藏羚羊可以分为四个种群，分别为羌塘西部种群、羌塘中部种群、羌塘东部种群和可可西里种群。羌塘西部和可可西里种群迁徙路线是确定的，另外两个种群的迁徙路线还不清楚。”

每天早上五六点，刘炎林和夏勒早早起来，吃过早饭之后出门去找藏羚羊。“就是走路去找，背着单筒望远镜和背包，带着笔记本记录。”晚上他们在一个盆地扎营。一天下雪之后，藏羚羊从周边高地鱼贯涌入低地，刘炎林竟然数到了2400多只藏羚羊！

欢欣鼓舞的同时，他也为藏羚羊不确定的未来感到忧虑：“如果要保护藏羚羊，应该完整地保护它们的交配地、产羔地和迁徙路线。”但在青海省玉树州曲麻河乡勒池村一片藏羚羊交配场，当地政府为了保护湿地建起了围栏，挂死了一些藏羚羊；在西藏那曲地区的双湖、阿里地区的日土县和改则县，不断增加的牲畜和围栏对藏羚羊产生的影响，未有任何预测；而西昆仑和田的采矿行为势必损害藏羚羊产羔地，青藏铁路和公路对藏羚羊迁徙路线的长远影响仍缺乏评估，更不用说仍然存在的偷猎现象并未被完全遏制……

浪漫与危险

2011年，刘炎林随夏勒、吕植等研究者在三江源开始研究棕熊。在高原上，棕熊攻击人畜和房屋，已然成为人兽冲突最为激烈的矛盾所在。他们希望研究棕熊活动的规律，第一件事就是抓捕棕熊，给它们戴上颈圈。GPS颈圈每两小时定位一次，每八小时发送四个定位信息，通过Email发送给研究者。研究者还可以用接收器监听GPS项圈发出的无线电信号，对动物进行跟踪观察。

5月，高原上阴雨连绵，夏勒等了一个月也没有抓到棕熊。当时刘炎林的一位师妹到县城采购，帮夏勒带了一封信，用电子邮件发给其妻。在信里，夏勒告诉妻子凯伊，天气不好，工作进展并不顺利，本该给妻儿打电话，但因路途遥远、交通不便加上工作繁忙，只好邮件问候。

几乎所有认识夏勒的人都知道他有一位志趣相投、善解人意的妻子—“难得的凯伊”。她跟随夏勒住在丛林荒野中，在狮虎居住之地喂养、教育两个孩子，最后搬回美国，让孩子接受学校教育，而夏勒依然每年在外工作七八个月。“不是我找到她，而是她找到我的。”夏勒笑着说，他曾告诉刘炎林，如果野生动物学家要兼顾家庭和工作，最好的解决办法就是找到对的伴侣。

“每当我在野外翻开日记本，便想起夏勒博士的这封信，充满幸福地书写我自己发自荒野的情书。”刘炎林写道。他开始记录自己的野外生活，再将厚厚的信纸寄给妻子，第一封便是《棕熊徜徉之地》。在开头，他写下：“这是献给你，我的妻子的日记……”

2011年6月，棕熊研究团队成功抓捕了一只公熊和一只母熊，7月2日，刘炎林和同事开始对其中的母熊进行监听。在通往玉树治多县索加乡的路上，他们发现了母熊带着两只小熊在草甸上休息。“这是追踪棕熊的第一天。我们进入了棕熊徜徉之地。好奇、兴奋，完全没有恐惧。”刘炎林记录道。

次日，他们继续跟踪观察棕熊母子。眼看快到山脊，突然耳边传来一阵低吼，母熊出现在三十多米外，正朝他们冲过去！其中一人转身就跑，被叫住之后三人站到一起。“母熊冲了十多米，又退了回去，前掌刨起一阵尘土。吴岚举起相机拍了一张，母熊低吼着又冲了过来。我想起夏勒博士说过，要说话，好让熊明白你是人，不是猎物，要平静地说话，让它明白不会伤害它。”随后，母熊反复冲出、退回，刘炎林和另外两人则慢慢向后退，直到母熊不再冲过去。

回去之后，三个人被批评了一顿。从美国蒙太拿州应邀而来的捕熊专家告诫，没有什么数据值得付出生命的代价。夏勒告诉本刊记者，与危险的动物离得太近，让人既兴奋又紧张。他曾在印度的丛林中与老虎面对面遭遇，最后得以全身而退。“如果你不小心，动物会让你意识到你自己的粗心大意。”

人熊冲突

夏勒和山水的研究填补了诸多学术空白，让高原野生动物的面目愈显清晰。

在为期一周的无线电监测中，刘炎林和同事发现，棕熊妈妈在岩顶休息，在平地和山地上捕捉旱獭，还曾进入牧民的房屋偷食面粉。2013年6月底，棕熊的颈圈因电池耗尽而自动脱落，刘炎林骑马寻找颈圈，着手整理其中的数据。

在尚未发表的论文中，刘炎林和夏勒及山水的研究团队将向人们揭示棕熊的活动规律：公熊一年的活动范围达6000平方公里，母熊达5500平方公里。“整个北京市，包括郊区，共是16000平方公里。也就是说，青藏高原上的棕熊活动范围非常大。”

刘炎林还发现，每年3月，棕熊从冬眠中醒来，在周围的山地转悠。但是，此时旱獭尚未结束冬眠，以旱獭为食的棕熊缺乏食物。“我们猜测，它们可能是依靠抢夺雪豹杀死的岩羊尸体生活，因为棕熊猎捕不了岩羊。”

到了4月底，旱獭终于结束了冬眠。天气逐渐回暖，棕熊慢慢扩大活动范围，在草甸、湿地、山地上大范围移动。

而牧民则一般在3月中下旬搬到夏季牧场，8月底、9月初搬回冬季牧场。就在7-8月份，棕熊最喜欢“造访”牧民的冬窝子。到了秋季，则慢慢缩小活动范围，在11月底、12月初进洞冬眠。

2011年，玉树治多县索加乡几乎所有牧民的冬窝子，都遭受了熊的攻击，还发生了数起熊伤人、人报复熊的恶性伤害事件。刘炎林指出，棕熊是杂食动物，喜欢吃肉，在高原上的主要食物是旱獭和鼠兔。但跟扒房子吃肉、面粉、酥油相比，挖坑吃旱獭和鼠兔太麻烦了。棕熊是机会主义者，会选择更简便易得的方式。其次，牧民原来都住帐篷，后来改住房屋，到了夏季便空出了冬窝子，棕熊容易攻击没有人的空房。再加上2000年左右牧区收缴枪支，棕熊慢慢变得不怕人，敢于到人的住房寻找食物。

至于有人回应称野生动物数量增加导致人兽冲突紧张，刘炎林指出，冲突增多、目击次数增多并不等于数量增加，目前并无任何可靠统计数据可说明野生动物数量增长。

在追踪母熊时，他写道：“从一种角度看，是对牧民的潜在威胁，因为它的力量和尖牙利齿，以及寻找食物的机会主义本能，牧民难以抵挡。从另一个角度看，它只能在牧群、牧人、房屋、帐篷、道路、车辆的矩阵中谨慎穿行。如果人口密度和活动强度更大，它还可以去哪里？即使偏远且人烟稀少如索加，荒野也不再是荒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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