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要讨论的是“好生活世界”

内容摘要 与其讨论好生活，不如讨论好生活世界。因为生活是个人的，不需要有统一标准也无法确立统一标准；而生活世界是大家的，必须有统一标准也可以有办法确立统一标准。关于好生活世界的统一标准，可以通过公开化的理性讨论与民主抉择相结合的方法获得。最有可能经此方法被大众共同认可的好生活世界，应该是能为每个人提供长健、富裕、和谐、自由这四项基本条件的社会。

关键词 生活 生活世界 标准 元价值

作者 韩东屏，华中科技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武汉：430074）

徐贲、陶东风两位先生在《探索与争鸣》2011年第5期分别著文，发起讨论“什么样的生活才是好生活”。在当下这样一个惟GDP至上，个体发展日益固化的社会，发起这个讨论，体现了两位先生的社会良知和人文情怀，是非常必要的。然而在笔者看来，与其讨论好生活，不如讨论好生活世界。因为前者是个不需要讨论也无法讨论清楚的问题，而后者才是需要讨论也可以有办法讨论出一个明确结论的问题。

“好生活”不需要也没有统一的标准

提倡讨论“什么样的生活才是好生活”，显然是想通过讨论来为“好生活”确立统一的标准或模式。但对于个体来说，其实并不需要有统一的标准或模式，也不可能有统一的标准或模式。

首先我们应承认这个事实：生活只能是个人的。这即是说，只有个人这种主体，才有生活；而其他主体，无论是人类、民族，还是社会、社群、集体、家庭，则均没有生活可言。至于连主体都不是的非人存在者，如沙石、山川、江河、湖海、植物、动物之类，更是没有生活，只有“存在”，动植物最多也是只有“生存”。毫无疑问，“生活”即使不包括从事必要劳动的“生产”，是狭义所指，也是一种多方面的活动，具有丰富的内涵，不仅包括吃喝拉撒睡、生老病死、繁殖后代等本能活动，还包括许多非本能的活动，如居家过日子、消费各种物质产品和文化产品，安排打发休闲时间、为生存发展而展开各种人际交往，追求人生意义和实现人生价值。显然，这些活动都是由个人进行的活动。所以，不仅只有本能活动的动植物没有生活，而且人类、民族、社会、社群、集体、家庭也没有生活。尽管 “人类生活”和“民族生活”的说法可以成立，但“人类生活”和“民族生活”的实际生活者其实并不是人类和民族，而是构成人类或民族的个人，因此人类生活不过是所有个人生活的总称，民族生活不过是某一地域内的所有个人生活的总称；尽管“社会生活”、“社群生活”、“集体生活”和“家庭生活”的说法也不荒谬，但是指向“个人的社会生活”、“个人的社群生活”、“个人的集体生活”和“个人的家庭生活”。因此，生活只属于个人。

如果生活只能是个人的说法成立，继而就得承认，生活是一个个人事务而不是公共事务。应该承认，只有公共事务才需要来制定统一的标准或规范，否则就会因各行其是而乱套；而个人事务则完全没有这个必要，因为这将是对个人自由权利的严重侵犯或剥夺。而这种侵犯、剥夺，不仅于社会无益，反而增加大量的社会管理成本，而且即使社会对各种私人事务制定出了统一的标准或规范，如规定所有个人每天必须吃什么、穿什么、买什么、怎样安排时间、干些什么事、与谁交往等等，在实际中也根本不可能得到实际的贯彻执行，因为社会根本付不起监督每一个人生活的巨大成本。所以历史上只有最专制、最愚蠢的社会管理者才会如此做。既然如此，我们当然也就不需要枉费时间和精力去确立一个关于好生活的统一标准或统一模式让人人照办。

好生活不仅不需要制定统一的标准或模式，而且即使想制定，也不能为其找到牢靠的客观根据。“好生活”的“好”是一个价值词汇，这表明好生活是一个价值问题而不是事实问题。事实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是客观的，就像“水往低处流”的规律不会因某人不承认而改变一样；而价值则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是主观的。因为价值不是一种先于人而存在的存在，也不是这种存在的某种“内在固有属性”，而是人在对象性活动中，基于自己的需求，用可还原为“好”或“坏”的词语赋予对象的意义。那些能适应人需求的事物被称“好”，成了正价值之物；那些悖逆人需求的事物被称“坏”，成了负价值之物；那些暂时与人的需求无涉的事物被称“不好不坏”，成了无价值之物或中性价值之物。［1 ］所以，尽管我们可以通过观察和实验了解一个存在物的颜色、形态、大小、重量、运动方式、内部结构、属性特点等事实，但是我们对它再怎么观察，做再多实验，也永远找不到它的所谓“价值属性”。所以如果有人因某对象有某种有用性而说它“好”或“坏”时，仍是在对对象赋义，即给对象添加它原本所没有的东西。因此，价值乃是一个属人的范畴，是有了人之后才有的东西。正因宇宙及万物本来无所谓好坏，其好坏意义都是由人赋予的，所以人也就成了派生价值的元价值或价值之源。［2 ］

由于人在赋对象以好坏意义时所最终根据的需求，既包括与生俱来的属于本能的“需要”，也包括后天生出的属于非本能的“想要”，并且人的需求又是多层多维或多元的，因而不同之人往往会对同一对象的赋义有不同的结果。这就说明价值具有浓重的个体主观色彩，根本不存在一个客观而普遍有效的统一标准。既然如此，当一个人根据自己的某种需求将某东西赋予“好”的意义时，谁也不能说他“不对”。同理，当不同之人根据自己的“想要”，将他所理解的好生活及其标准提出来的时候，我们又能对他们说什么？事实上我们只有保持沉默。因为每个人作为赋义于世界及万物的元价值或价值之源，没有任何上下高低、尊卑贵贱的等级差异，是真正“生而平等”的。因而在好生活的问题上，谁也无法判定究竟哪种生活方式好。因为无论是哪一种回答，都既无法证实自己唯一正确，又无法证伪其他不对。因而实际上谁也没有充分的根据，将自己理解认定的好生活当作唯一的好生活而让其他所有人也跟着如此认为。

既然如此，好生活就是每个人根据自己的理解或意愿所认定的生活样式，根本没有任何客观而统一的标准或模式。

“好生活世界”需要也可以有统一标准

每个人的生活都是一种具体可感的活动，它不能凭空进行，只能在坚实的大地亦即生活世界中展开。生活世界即个人现实地生活于其中的世界，是个人生活所必不可少的场所和环境。这个场所或环境不是原生态的自然界，而是经人改造过的自然，用马克思的话说，就是“人化自然”［3 ］，即社会。

生活世界是人的世界，作为个人生活所必不可少的场所与环境，客观上为个人生活提供种种外部条件。这些外部条件与个人的生活质量存在密切的相关性。这即是说，如果生活世界为个人提供的条件与个人所认定的好生活相符合，个人的好生活就容易得到实现。相反，如果生活世界为个人提供的条件与个人所认定的好生活不相符，个人的好生活就不容易得到实现。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谁都会赞同“个人的生活的确取决于他（她）所处的社会环境”的说法。［4 ］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每个人都会把有利于实现自己所认定的好生活的世界称为“好生活世界”，而把不利于实现自己所认定的好生活的世界称为“坏生活世界”。可是，由于个人所认定的“好生活”是多元的，所以人们对“好生活世界”的认定必然也是多元的。

与生活只是个人事务不同，生活世界注定是一项公共事务。人是不可离群索居的社会性动物，必须生活在社会即生活世界中。虽然个人的生活可以分别进行，并以多种不同的样式展开，但生活世界却只有一个，每个人的生活都只能在这同一个场所中同时进行。因此，生活世界不可能多元化地分别存在，人们对好生活世界的追求也不可能多元化地分别进行。因为如果人们都分别按照自己所理解或认定的好生活世界的标准或模式来规划建构生活世界，这些建构生活世界的活动就势必会因目标不一、标准不一而发生相互冲突，从而导致人人受伤，社会失序，力量离散，谁的好生活世界蓝图都不能得到实现。

既然个人生活的状况取决于生活世界的状况，而生活世界作为所有人共同的生活场所和环境，又不能按照每个人的意愿而自行其是地建构，那么，尽管我们不需要有关于好生活的统一标准或标准共识，却不能没有关于好生活世界的统一标准或标准共识。

可是我们能获得好生活世界的统一标准吗？如果因为是价值问题，我们不能为好生活找到一个牢靠的客观标准，难道就能为“好生活世界”找到牢靠的客观标准？当然也不能！但是，我们可以为之确立一个主观的标准，并且使之具有实际的普遍有效性，以便生活在同一生活世界的人们能够在构建好生活世界时，互不掣肘、互不冲突。

问题是人们关于好生活世界及其标准的主张肯定会很多，我们又如何知道究竟该听谁的主张？价值与事实的不同告诉了我们真相：既然价值问题不是事实问题，那我们就无法像用科学方法解决事实争端那样来解决价值争端。也就是说，公共事务中的价值争端其实本来就不是一个科学范畴的问题，而是一个事关众人利益的政治性问题。如是，我们也就只能用政治化的方式来解决公共事务领域中的价值争端。而人类以往的全部历史也表明，人类实际上也一直都是以政治化的方式来解决公共事务的价值争端的：或是采用权威抉择的方法，或是采用民主抉择的方法。近代之前，基本上是权威抉择的天下；近代以降，则民主抉择愈来愈普遍。所谓权威抉择，就是由帝王、教主、圣人等权威来做出抉择。所谓民主抉择，则是以大多数人的意见为准的抉择。从每个人都是生而平等的元价值或价值之源来说，世上根本不存在任何高人一等的价值权威，故只有民主化的价值抉择才是惟一应被我们采纳的公正方法。［5 ］

由民众抉择平息公共事务的价值争端显然比由权威抉择合理、进步，但民众的实际追求有时并不见得就是最合理的。原因之一是普通民众往往只注重眼前的需求和利益，而看不到长远的需求和利益。原因之二是普通民众缺乏理性的专业训练，他们实际追求的东西，经常跟着感觉走，一般都未经理性的缜密思考。原因之三是民众的实际追求往往受现实社会制度的导向，如果这种导向本身是有问题的，民众的实际追求就有可能是不合理的。如在强权专制的等级制社会，民众实际追求的，其实就是对被制度奉为最高等级的君王、教主或王权、神权的效忠，因为这时个人惟有如此方能趋利避害，获得光宗耀祖、荫及子孙的实惠。又如当代大众对金钱的高度热爱，同样也与市场经济社会的制度导向有直接关系。因而让民众抉择没有错，问题是在方式上不能听凭自然，而是需加入理性的内容，采取公开化理性讨论与民主化抉择相结合的方法。

这里的“民主化抉择”是指：在公共事务的价值争端中，每个公民都可用自己享有的票决权表达对某种价值主张的支持，但最终的公共抉择只能依大多数人的票决意愿而定。而“公开化的理性讨论”则是指：发动社会中对该项公共事务有研究的人在公开场合各抒己见，相互辩论。这样做的必要性有三：首先是公开化的理性讨论能使尽可能多的人知情，而这是大众参与抉择的前提条件。其次是有关该公共事务的众多价值主张，经过较长时间的公开化理性讨论，会在相互了解、相互借鉴、相互吸收中同类合并，逐渐归并为数目不多、差异明显的几种，这就不至于使有票决权的民众眼花缭乱，不知所从。第三是公开化的理性讨论能使这剩下的几种价值主张各自所依持的理由及其所存在的优缺点，变得更加明晰，更加为民众所了解。

只有这样，民众才不会在用票决权表达自己的意志时盲目、盲信、盲从，才能开始在理解的基础上用自己的理性去权衡各种价值主张的利弊，从而做出真正有利于自己根本利益的选择。换言之，只有经历了上述这样一个过程，民众所实际追求的，才是他们真正应当追求的。而那个最后被选中的价值主张，也才会拥有最大多数人的真诚而自觉的支持。

对一项公共事务提出的各种价值主张一经这种政治化抉择，不管最后择定的是其中的哪一种主张，虽然它还因缺少理论逻辑的最终证明而不是真理，虽然也可能还没有得到所有人的认同，却已经具有了实践层面的权威性，成为了现实民主社会中关于该公共事务的实践共识或行为标准。它不仅能为人们在这个范围内的有关活动提供正确的指导，而且还使该项公共事务范围内的其他具体相关价值判断在现实中也变得可辨是非，具有了逻辑推论的可操作性：凡是与此政治抉择相符合的具体价值判断就是对的，凡是与此政治抉择相悖的具体价值判断就是错的。

把这样的结果具体到好生活世界这项公共事务来说就是，一旦经过公开化理性讨论与民主抉择结合的方法择定了好生活世界的标准，在现实中我们就要按这种具有实践权威性的标准来统一构建生活世界。至于有关好生活的争端为何就不能用政治化的方法解决，应该很好理解。因为个人生活不是公共事务和政治问题，对这种争端的任何政治化的解决，不管是权威抉择还是民主抉择，都将是对个人权利的严重侵犯。

“好生活世界”的四大价值指标

经过公开化的理性讨论，最有可能被大众最终认同择定的好生活世界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它有哪些标志？能为人们的生活提供哪些外部条件？

依我之见，它应能为每个人的生活提供如下四项基本条件的世界：

第一是长健，即好生活世界应该是一个能让每个人都越来越长久地健康地活着的社会，以满足他们保护生命的需求。为此它要建构有一个覆盖全民并可令人满意的医疗卫生保障体系，以使其社会成员远离疾病、有病能医，有疾能愈、身心健全、益寿延年。据此反推，一个让大众看病难、看病贵，得了大病重症往往会导致家破人亡的世界，注定不是好生活世界。好生活世界之所以需要为人的生活提供长健这个条件，是因为死亡是生活的结束，而病怏怏地活着也不可能过得好，于是健康地活着就成为一个人能够开始好生活的必要前提。由于没有任何一个愿意生活的人不想长久地享受或追求自己所认定的好生活，所以将长健作为好生活世界的一个基本条件，当无人不赞同。

第二是富裕，即好生活世界应该是一个能给每个人提供越来越充裕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富裕社会，以满足他们在吃、穿、住、行、学、娱等方面日益增长的日用消费需求。为此，好生活世界势必重视发展物质生产力和文化生产力、积极提高生产和工作的效率效益、大量创造积累各类社会财富，这一切以改善人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为目的。相反，不仅总让人们的物质文化生活处于匮乏状态的贫穷社会不是好生活世界，不仅不能全面提供人的物质文化生活消费品的非富裕社会不是好生活世界，而且那种为了生产而生产的社会，即使GDP再高财富再多，也不是好生活世界。好生活世界之所以需要为人的生活提供富裕这个条件，是因为绝大多数人都有不断改善自己物质文化生活条件的愿望。尽管并不是所有人都喜欢富裕生活，如犬儒主义者、禁欲主义者、简约主义者、返古主义者、清教徒、苦行僧、田园牧歌派就是如此，但是由于富裕的生活世界并不影响这些人选择过不富裕的生活，而一个不富裕的生活世界却肯定会影响喜欢过富裕生活的人，所以即使那些不喜欢富裕生活的人，也没有理由反对其他人所愿望的富裕。

第三是和谐，即好生活世界应该是一个日趋稳定、有序、协调的和谐社会，能使人与人的关系、人与社会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在总体上处于一种互不妨碍、相得益彰的状态，以满足人的各种交往需求。为此，它要建构一套公正合理的社会规则体系来作为保障。当然，由于利益的多元存在和认知的复杂性，在任何时代，和谐社会也不可能完全没有人际纠纷、社会矛盾和生态问题的发生。但是，和谐社会应有能够迅速公正合理地化解这一切的纠错机制，并绝不会让任何一种不好的状况反复出现。相反，那种关系紧张，即人际冲突频仍、群体性事件频发和生态危机长期存在得不到有效解决的社会，则注定不是好生活世界。好生活世界之所以需要为人的生活提供和谐这个条件，是因为没有人会愿意生活在一个生态失衡恶化的世界之中，也没有人愿意生活在一个相互争斗、麻烦不断、混乱无序、动荡不安，同时又无法准确预期和把握自己未来的世界之中，而且即便是强者也不会愿意，因为强者也不可能恒强。所以，和谐也会是一个被人们普遍赞同的好生活世界的基本条件。

第四是自由，即好生活世界应该是一个能让每个人日益自由的社会，以满足人自我实现的需求。具体说来，它能让每个人在公共事务和公共生活中，拥有尽可能多的个人权利，能越来越充分地表达自己的独立意志和个人见解；在私人事务或私人生活中，能越来越自由自主地决定自己的发展目标、发展计划和发展方式，有更多“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更多可以自由创造的手段，更多可以充分发掘发挥自己天赋潜能的各种机会、可能性与有利条件，从而能够最大限度地做自己想做的事，过自己喜欢的生活，形成自己意愿的独特个性。为此，好生活世界不仅需要通过发展生产力和科学技术来为人开拓更广阔的活动空间和更充裕的闲暇时间，而且也需要通过不断改革不合理的制度来解除对人的各种不必要的束缚。相反，不仅专制的社会不是好生活世界，而且所有给人以种种不合理限制却又不思任何改进的社会，即使号称崇尚自由，也注定不是好生活世界。好生活世界之所以还需为人的生活提供自由这个条件，是因为每个人所理解认定的好生活样式和个人发展目标是没有也不需要有统一的模式或标准的，因而只有给每个人以充分自由的世界，才能让每个人的生活和发展，互不冲突地各得其所。所以，每个不希望别人干涉自己生活和发展目标的人，包括不同宗教信仰的宗教徒和无宗教信仰的无神论者，也都会普遍赞同把自由看作是好生活世界的基本条件。

长健、富裕、和谐、自由既然是好生活世界必须为人的生活提供的四项基本条件，那么反过来说，它们也就理所当然地成为人们判断一个生活世界是不是好生活世界的四大价值指标或四大价值标准，即：凡是能以这四大价值指标为追求的社会，就是好生活世界；凡是不以或不全部以这四大价值指标为追求的社会，就够不上好生活世界。

问题是大千世界中，值得人们欲求的好东西或价值之物不计其数，为什么这里只将长健、富裕、和谐、自由这四项作为好生活世界的基本条件或价值指标？难道在它们之外，好生活世界就再不需要为人提供任何其他有价值的东西了吗？

的确如此。一方面，虽然人的具体需求无法统计，但最终都可以归于上面已经提到的四类或四层，即保护生命的需求、日常消费的需求、人际交往的需求和自我实现的需求。而长健、富裕、和谐和自由，作为对这四层需求的分别满足，实际上已经囊括了被人需求的所有好东西或价值之物；它们中的每一个，都分别代表或统领的是一个系列的好东西。这就是说，长健、富裕、和谐和自由，不仅仅包括其字面意思所指的价值之物，同时也包括所有能促进长健 、富裕、和谐和自由的其他好东西。比如和谐这个价值指标，就不仅包括和谐，也包括平等、公平、公正、正义、安全、归宿、仁慈、友爱、诚信、尊严等等所有有利于和谐的东西。

另一方面，统领四种不同价值序列的长健、富裕、和谐、自由，尽管它们之间存在相互促进的关系，却再不能进一步相互归并，也不能相互通约、相互替代。因为现实中我们对其中任何一项的兑现，都不同时等于对另外三项的兑现。正因如此，好生活世界只需要将长健、富裕、和谐、自由这四项作为自己的价值指标来追求，就意味着对所有好东西的追求，于是就能不断地全面提升人的生活质量，就能为每个人提供全面自由发展的条件。这时，每个人也就都能在这种优越宽松的外部条件下，按照自己对好生活的理解来选择并享受自己的好生活。

参考文献：

［1］韩东屏.价值定义困境及其出路.新华文摘，1994(9).

［2］韩东屏.人·元价值·价值.湖北大学学报，2003(3).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95-126.

［4］理查德·谢弗.社会学与生活.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9：181.

［5］ 韩东屏.如何达成价值共识.河北学刊，2010(1).

编辑 叶祝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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