颠覆性农业生物技术的负责任创新
计划”的重要内容，目前国内外的定义广泛，尚未达到统一，本文引用刘战雄（2015）的定义，负责任创新是创新共同体以尊重和维护人权、增进社会福祉为价值归旨，以积极承担全责任为方法特征的创新认识和创新实践。无论是公众参与还是社会期望，负责任创新都体现了对人权的尊重维护，尤其是对弱势群体的保护。这里所要澄清的一个误区是，负责任创新并不是创新的子领域，相反负责任创新是为了解决社会、自然与伦理之间各种矛盾的理论，是为了使创新从源头上、从潜意识里是为了维护人权，造福人类，保证人民福祉，无论这个创新是技术还是政策等等。
我国对负责任创新的研究大多还处于界定内涵定义的阶段，所以本文将负责任创新这一理论用来分析颠覆性农业生物技术，可以对负责任创新该理论的内容加以丰富，反过来还可以用该理论的有关内容对颠覆性农业生物技术进行指导。但由于时间有限以及笔者对颠覆性生物技术的认知有限，无法将目前农业领域的各种颠覆性生物技术一一进行分析，所以在宏观上初步浅析一下颠覆性农业生物技术的责任主体以及责任类型。
3.2 颠覆性农业生物技术的责任主体及责任对象
负责任创新理论下的生物技术的负责任主体不单单局限于直接实施人，比如之前贺建奎教授公开的基因编辑婴儿事件，便是需要负责任创新深入探讨的典型案例，该技术的伦理问题、安全性问题以及创新问题都深受大众怀疑，该事件的责任主体显然不单单是贺建奎教授，其责任对象也不单单是露露和娜娜这对双胞胎。负责任创新理论下的责任主体包括创新者、研究人员、决策者、生产者、消费者、媒体、科学家、大众等等，而责任对象也应该外延到全责任对象;直接利益相关者、间接利益群体以及生态环境等等。本文所讨论的有关农业相关的育种技术大多处于基础研究阶段，其伦理问题以及社会问题尚未显现并且很难预测将会引发的问题，而该阶段应该利用负责任创新理论中的创新认知，以此预测所有的风险类型以及应对方法;生物防治现阶段的颠覆性技术一部分已被投入市场，并且取得了颠覆性的效应，该阶段应利用负责任创新的理论研究相应技术投入市场后，其安全性问题以及是否会引起生态破坏等问题，并且建构相应的应对框架，该框架则应该充分考虑上文所讨论的不同的责任主体，并通过某个黑箱机制得出各责任主体的权重，因本文篇幅以及能力有限，这里无法对某一具体技术根据以上方法得出权重公式。
3.3 颠覆性农业生物技术的责任类型
负责任创新不但含括了各种责任主体及责任对象，该理论也将责任类型分成了不同的维度，责任类型有时候不仅仅单单指某技术所造成的社会问题及经济损失，这也是目前大家所关注的焦点，负责任创新要求将责任类型无限的扩充，不单指经济责任、伦理责任，也包括政治责任、生态责任、环境责任等等。
颠覆性农业生物技术的责任类型不仅仅止步于该技术促进了社会的经济发展，在预测阶段，要充分创新认知，认识到颠覆性农业生物技术利用基因编辑技术对于育种的各种影响，是否会导致无法逆转的基因污染，并因此通过食物链的作用而导致人类及动物致病，这就包括了该技术的伦理责任与生态责任以及技术安全性责任，当然还有一系列的责任需要借鉴该技术在别的领域应用时所导致的问题以及潜在性问题。
4 关于颠覆性农业生物技术负责任创新的初步建议
本文借鉴斯蒂尔戈、欧文和麦克纳顿提出的负责任创新四维框架，由于框架对于责任主体以及责任类型的缺失，所以再借鉴刘战雄所提出的全责任创新实现框架（见图2）。
上文讨论过颠覆性技术的特征及机理决定了该技术的发展是由国家主导的，所以本文仅从国家视角下发展农业颠覆性生物技术的初步建议：一，发展颠覆性农业生物技术要注重前沿与实用相结合，这也是科技以人为本的体现。颠覆性技术的根本动力产生于前沿探索和基础科学领域的率先突破，而农业领域的各项颠覆性技术则依赖各个学科前沿科學与技术，尤其是生物技术、生命科学等等学科的发展，并且充分发扬生态农业与传统农业的精神，建构颠覆性生态农业。二，颠覆性农业生物技术的发展要注重过程性，保持其战略定力，这也体现了负责任创新四维度的反省维度，通过跨学科合作与训练、社会学家和伦理学家进驻实验室、技术的伦理评估等等方法来考量该技术对社会的影响以及伦理风险等等。三，发展颠覆性农业生物技术要注重现实与未来平衡，这也是国家政策强调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不能以为了眼前利益而牺牲未来的发展，该点也体现了负责任创新的时空理论，生物防治所包括的生物农药及兽药等生物技术与传统农药的区别就在于它的可持续发展，所以要注重颠覆性农业生物技术是否达到了可持续发展的要求。这三点是负责任创新四维度的要求，而全责任创新实现框架如上文所述则充分扩充了责任主体、责任对象及责任类型，这是实现负责任创新的重要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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