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劳动价值论的数学与模型分析

摘要：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系统方法论看，劳动价值论的基本规定是哲学思维分析和数学与模型分析，因此，劳动价值的数学与模型分析必须坚持以唯物史观为基础的数理表现，它的实际运用范围则集中地体现于实现经济本质分析与经济运行分析的统一。具体而言，劳动价值论对于价值创造、价值决定的说明，实则是科学解析了商品生产的内在逻辑，而其对于价值运行的一般分析，则可能为逻辑一致的经济理论体系奠定坚实的基础。在当前，劳动价值论的数理发展应当更加广义化和应用化，以增进理论贴近现实的内涵。

关键词：劳动价值论；价值创造；价值决定；本质；运行；模型

中图分类号：F0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848-2008(02)-0059-07

一、问题提出

关于数学与模型方法在政治经济学中的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工作者之间有着分别不同的看法，归纳起来，主流的认识有两种：第一种观点认为，数学与模型方法对于以生产关系为研究对象的政治经济学是基本无用的，数学与模型分析是一种形式逻辑，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方法论以辩证逻辑著称，分析的重心是经济制度而不是经济运行；第二种观点认为，数学与模型方法不是政治经济学的主要方法，但可以起到辅助手段的作用，数学形式虽然不能用来解释生产资料所有制、产权、合约等等概念，更不能解释其体现社会生产关系的本质，但当数学逻辑形式比语言逻辑形式能够更好地反映经济现象和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时，则应当得到广泛的使用。这两种认识割裂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系统方法论内部的哲学思维分析和数学与模型分析之间的内在联系。

就哲学思维分析而言，作为思想方法的运用和最高层次的思维，其偏重于定性分析和辩证逻辑，但实际上定性分析和辩证逻辑从来不排斥定量分析和形式逻辑，相反，定性分析和辩证逻辑的进一步发展使一定形式的定量分析和形式逻辑又作为其必然的表现。《资本论》规定政治经济学研究主要采用以“抽象法”为主的系统方法论体系。马克思说：“分析经济形式，既不能用显微镜，也不能用化学试剂。二者都必须用抽象力来代替。”^[1]这一方法，马克思集中地称之为“科学抽象法”。马克思这样地规定：“研究必须充分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种发展形式，探寻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只有这项工作完成以后，现实的运动才能适当地叙述出来。这点一旦做到，材料的生命一旦观念地反映出来，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就好像是一个先验的结构了。”^[1]通常科学抽象法被解释成关于研究方法与叙述方法的统一的方法体系，它的内在结构是：具体——抽象——具体，也就是建立具体总体与思想总体形式之间以抽象为中介的总体联系和表现。另一方面，数学与模型分析被解释成一套关于“假定——结论”的完整的逻辑演绎形式，它的内在结构是：抽象——抽象，因而被看作是纯粹逻辑演绎。在讲到“数字公式及其意义的问题”时，列宁指出：“公式本身什么也不能证明；它只能在过程的各个要素从理论上得到说明以后把过程加以表述。”^[2]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讲到“真正的实证科学”时，也明确地指出“抽象与哲学不同，它们绝不提供可以适用于各个历史时代的药方或公式”，“这些抽象本身离开了现实的历史就没有任何价值”。^[3]

关于哲学思维分析和数学与模型分析的科学关系，只能总体在政治经济学的方法论层次中予以解决。就政治经济学的经济哲学层面而言，哲学方法论决定了唯物史观对于劳动价值论的转化，这里，唯物史观是既定的，劳动价值论是可调整的，唯物史观具体化为方法论；而就政治经济学的经济学层面而言，经济学方法论进一步决定了劳动价值论对于具体经济理论体系的转化，这里，劳动价值论是既定的，劳动价值论是可调整的，劳动价值论相应具体化为经济学基本方法体系，如基于劳动的演化——博弈、平均——边际分析以及成本——收益等等。^[4]从“哲学”到“数学”，既实现把哲学方法论转换为经济学方法论，又实现辩证逻辑与形式逻辑的内在结合，从而科学抽象法将科学实证分析方法内含于其中。所以，就劳动价值论对于政治经济学体系的表现而言，劳动价值论必然要化为唯物史观方法论基础上的具体形态的数学与模型分析，以完成对过程的各个要素的从理论上的详尽说明。这一分析包括两个基本层面：价值本质分析和价值运行分析。价值本质分析的基本内容是价值形成原理分析，包括价值的微观形成和价值的宏观形成。由于价值形成解决的是价值范畴的科学性问题，也就是围绕价值范畴的客观逻辑原则(如确定性、传递性和通约性)而展开的对于价值形成的分析，因而需要在分别不同的系统层次详察这一过程，而不能局限于抽象价值概念，泛泛而论^[5]。大体说来，价值微观形成是在价值创造层次解决价值的如何形成问题，这一过程是把由哲学方法论所总体形成的关于劳动二重性的一般原理和看法具体化为“劳动创造价值”的一元论体系；价值宏观形成是在价值决定层次解决价值形成的表现问题，这一过程则是把“劳动创造价值”一元论体系进一步具体化和确定为价值量的一般决定体系。价值运行分析的基本内容是研究价值变动和表现，也就是研究各种外在因素对于价值创造、价值决定的扰动和影响，包括对价值内部构成要素的变动及其表现的扰动和影响。总体看，价值本质分析和价值运行分析是相辅相成的，共同构成经济本质分析和经济运行分析的理论基础，并作为逻辑打通经济本质分析和经济运行分析的方法基础。

二、价值创造

价值微观形成(或“价值生产”)的规定性限定价值创造所要解决的根本问题是价值规定的质与量的统一性，也就是实现“劳动创造价值”和“劳动如何创造价值”的理论与逻辑统一。根据这一规定，马克思把研究劳动价值论的对象限定于人类商品生产，并构造了总体的价值创造公式：

V=V[P(L)]

式中，V代表总体意义的价值或一般抽象价值，P代表具体形式的社会生产条件或生产方式，L代表抽象人类劳动或劳动方式。

这表明价值创造并非抽象和任意的，我们将价值实体规定为无差别人类劳动是对一定条件和形式下的人类生产特别是商品生产进行简单抽象的结果，进一步是对一定形式的人类劳动方式进行抽象的结果。在这一过程中，价值创造的抽象形式将随着商品生产的现实差别分别取得不同的具体形态，并通过对商品生产方式的历史演变类型的概括，可以大体归纳出如下三种基本类型(如表1)。

表中，商品生产被归纳为三种基本类型，不同类型的商品生产对应不同的劳动方式以及价值创造方式。在以个体劳动为基础的商品生产也就是通常所说的“简单商品生产”中，价值的形成取得了更为直接和纯粹的形式，在这里，决定价值创造的生产条件是直接和同质的，不存在部门间的流动，因而只是单一部门内部的局部价值形成。简单商品生产类型可以说是产生于自然经济社会，而广泛存在和发展于商品经济社会，在所有制类型上则对应于个体所有制经济。在以雇佣劳动为基础的商品生产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古典(资本主义)商品生产”中，价值的形成取得了一般的形式，在这里，“资本”(以k表示)一般代替了具体形式的社会生产条件或生产方式，并在全社会范围内开始确立其主导地位。由于古典商品生产类型本身直接是商品经济社会的产物，它的进一步发展也就必然使商品经济的形式得到普遍发展乃至成熟化，简单而言，资本主义正是整体借助于对这一生产形式的特别有效的历史利用，也就是通过实现商品生产在本质方面的社会一体化，具体完成了自己的历史崛起和飞跃发展。所以，根本不同于简单商品生产类型的局部价值形成，古典商品生产类型在人类历史上首次实现了价值的真正意义的社会形成，其在所有制类型的对应物则是资本家所有制经济。

与商品生产的三种基本类型相适应，劳动在价值创造的形态上依次采取了抽象人类劳动的直接形式、社会平均形式(马克思也直接称为“简单劳动”)以及企业形式。从表1所列示的数学模型形式看，企业总体劳动创造价值仍然以“雇佣劳动创造价值”为总体的社会约束条件，而以“个体劳动创造价值”为其一般的形式和条件。这进一步表明现代商品生产类型是在古典商品生产类型基础上的发展，它既以古典商品生产类型为价值实现的社会条件，也以简单商品生产类型为补充的规定和形式。三种基本类型的内部关系可以设定为：在历史向度上的时间大体继起以及在现实向度上的空间并存。这三种类型的现实结合相应也就可以用一个总体模型形式加以表达：

max V=V(ηαLc，hαLs)

s.t. L=ηαLc+hαLs

0≤α≤1，0≤η≤1，0≤h≤1

式中，LC、LS分别代表复杂性劳动和简单性劳动；经济系数α、η、h分别代表生产组织的经济外部化程度、经济系统的交易费用以及经济系统的交易效率^[6]。

这里，商品生产类型的分野取决于经济系数的不同取值。当α=0，并且0<η<1、0

max V=V(Lc，Ls)

s.t. L=Lc+Ls

由于L成为Lc、Ls的简单累和，表明劳动的复杂性、简单性的区分仅仅存在于劳动内部，完全是一种功能区分，而不构成劳动类型间的分别，由此，上式可以一般写成为“V(L)”的形式。说明简单商品生产类型的判别仅仅是从劳动产品作为商品出卖这一规定进行的，就投入而言，投入要素的商品化程度相对很低，其显著特征是劳动投入完全没有商品化，而生产资料的商品化程度对应地也极低。

当α=1，并且η=0、h=1时，商品生产为古典商品生产类型。即存在：

max V=V(Ls)

s.t. L=Ls

马克思在这里一般地提到，资本主义历史过程具有使“一切生产部门的劳动都已尽可能地化为简单劳动”的趋势特点^[7]。说明古典商品生产类型集中考察的是一切投入均为商品化购买要素的经济情形。并且，由于资本家事实上既是一般生产资料的交易者，也是劳动力商品的交易者，这使得商品交易本身内化为资本交易的一个内在成分，因而现代经济学所使用的交易费用概念在古典商品生产体系中或以一般地予以抽象掉。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以资本生产的总公式提供了对这一解说的系统说明。进一步，虽然在《资本论》第二卷中，马克思提出了“流通费用”问题，但坚持其对价值创造不产生真正的影响，而相应构成价值实现的具体内容。

当0<α<1，并且0<η<1、0

max V=V(ηαLc，hαLs)

s.t. L=ηα+Lc+hαLs

这里，L体现为对Lc、Ls的社会加权与累和，从而实现了劳动的真正协同。经济系数α的0-1值域范围(相应也导致η、h的0-1值域范围)则决定了企业企业要素的两种基本类型：购买和投资。在这当中，尤其是劳动投入要素由于交易费用的种种因素制约，必然会在投资形式上占据很大的比重。这表明与简单商品生产基本不依赖于市场机制而古典商品生产完全依赖于市场机制根本不同，现代商品生产则谋求与市场机制的互补性发展。因此，可以概括的说，现代商品生产作为成熟商品经济类型即市场经济的产物，它的发展必然进一步使市场经济的形式更为成熟化，从而奠定现代经济社会的发展基础，相应在所有制类型上广泛对应于企业所有制经济。

三、价值决定

所谓价值宏观形成，就是指价值决定及其宏观表现，意味着价值决定本质上是一个宏观现象——也就是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相应，价值宏观形成的规定性限定价值决定要进一步解决价值规定性本身——作为社会的质的规定——向社会的量的规定的转化问题，即实现价值创造和价值决定的理论与逻辑统一。根据组织商品生产客观存在的三种基本类型，可以认为劳动价值论体系中的价值决定相应具有三个基本层次或阶段，其中，在前两个层次或阶段中，一般而言，企业与价值决定无关，企业只是一般生产单位或生产和交换组织。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具体探讨了“两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从而实际地给出了关于第一、二层次或阶段的价值决定的递进分析。

马克思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Ⅰ是在整体抽象掉需求条件，也就是在简单假定供求平衡的条件下对价值决定的分析。根据这一规定，某一使用价值的价值——并且“经济学所知道的唯一的价值就是商品的价值”^[8]，乃是由同一部门内的“社会必要劳动量，或生产使用价值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所决定的，“在这里，单个商品是当作该种商品的平均样品”，“因此，含有等量劳动或能在同样劳动时间内生产出来的商品，具有同样的价值量”，或者说，“一种商品的价值同其他任何一种商品的价值的比例，就是生产前者的必要劳动时间同生产后者的必要劳动时间的比例”。^[1]因此，可以设定如下模型公式：

Vq=Vt.t

式中，Vq代表单位商品价值量，Vt代表单位时间价值量——也就是实现在单位商品中的劳动量，t代表社会必要劳动时间。^[9]

由于这里设定单位时间价值量为一恒定值——其本身是一定历史发展阶段的产物，所以，任意的交换价值即可以一般表现为：

Vq1=Vq2=t1/t2

进一步，马克思还一般设定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决定式：

t=Q/f

式中，Q、f分别表示为商品生产量以及社会劳动生产力。

所以，马克思这样系统总结道：“因此，如果生产商品所需要的劳动时间不变，商品的价值量也就不变。但是，生产商品所需要的劳动时间随着劳动生产力的每一变动而变动。劳动生产力是由多种情况决定的，其中包括：工人的平均熟练程度，科学的发展水平和它在工艺上应用的程度，生产过程的社会结合，生产资料的规模和效能，以及自然条件。”^[1]

这样，商品价值量的总的决定公式就可以写作(其中VQ表示为总生产商品时间价值量)：

Vq=Vt·Q/f=VQ/f

这一公式，也就是马克思所说的“可见，商品的价值量与实现在商品中的劳动的量成正比地变动，与这一劳动的生产力成反比地变动”。^[1]

在仍然保持社会需要不变的假定，以及进一步设定社会总供求平衡的静态条件下，马克思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Ⅰ的基础上提出了社会必要劳动时间Ⅱ。马克思说，“这后一过程同前一过程相比，要求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有更高的发展”，也就是“只有不同部门的资本的竞争，才能形成那种使不同部门之间的利润率平均化的生产价格”^[7]。根据社会必要劳动时间Ⅱ概念的科学确立，价值决定模型可以是：

max m(t)=V [k(t)]-k(t)

s.t. max f=q(t)/t；minVq=V(q)/q

其中，约束条件可以一般地解作：q/t=dq/dt；V/q=dV/dq。这也表明资本家追求剩余价值(m)最大化，正是通过实现社会劳动生产力最大化以及相应的单位商品耗费劳动最小化两个最为基本的条件来保障的。

从求解模型，便可得到以上一般的价值(市场价值或市场生产价格)决定关系式：Vq=Vt·t。说明正是由于资本才真正使价值决定的内在实质得以历史显露，使“价值调节供求关系”的抽象法则能够一步步在历史中发展，也就是由“市场价值调节供求关系”发展到“市场生产价格调节供求关系”。关于这一点，马克思在《资本论》第3卷中具有系统的阐述^[7]。

进一步，关于企业参与价值决定的现代商品生产，即可以在第二层次或阶段的模型公式分析的基础上，进行如下的改进：

max NU(T)=VU(Q)-LU(T)

s.t. Q=Q(T)；Q/T=dQ/dT

其中，NU、VU、LU分别代表社会净效用、社会商品效用以及社会劳动效用。

求解模型，最终得到关于市场生产价格(Vq)向市场价格(P)进一步转型的一般关系式：Vq/P=λ/f(这里λ一般表示为货币效用)。^[10]

关于将社会需要因素一般纳入价值决定考虑之中的想法，最初在恩格斯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得到阐述，但恩格斯便是仍然集中于围绕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两种含义的内部关系进行，即“生产费用对效用的关系”，而“劳动对效用的关系”旨在一般放松社会需要不变假定的条件^[11]。可见，价值规定由社会抽象劳动的单纯凝结关系推进为“劳动对效用的关系”，使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价值取得了更为现实的实现形式。

四、价值创造的运行

在《资本论》中，马克思确立“劳动的复杂性程度”是价值创造的主要扰动和影响因素。马克思声明：“简单平均劳动虽然在不同的国家和不同的文化时代具有不同的性质，但在一定的社会里是一定的。比较复杂的劳动只是自乘的或不如说多倍的简单劳动……经验证明，这种简化是经常进行的。一个商品可能是最复杂的劳动的产品，但是它的价值使它与简单劳动的产品相等，因而本身只表示一定量的简单劳动……各种劳动化为当作它们的计量单位的单单劳动的不同比例，是在生产者背后由社会过程决定的，因而在他们看来，似乎是由习惯确定的。”^[1]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认为，“马克思在这里确证的是今天的资本主义社会中每天在我们眼前发生的简单的事实”，马克思的意思是指“一小时复合劳动的产品同一小时简单劳动的产品相比，是一种价值高出一倍或两倍的商品”，恩格斯还特别强调了马克思在这里所加的注解，即“读者应当注意，这里指的不是工人得到的一个工作日的工资或价值，而是指工人的一个工作日对象化的商品价值”^[8]。因此，马克思提出复杂劳动对简单劳动的倍加命题包括两层含义：其一，从价值创造的外部实现看，复杂劳动可以要求“支付较高工资”，其全部可能的解决办法是——“在私人生产者社会里，培养熟练的劳动者的费用是由私人或其家庭负担的，所以熟练的劳动力的较高的价格也首先归私人所有……在按社会主义原则组织起来的社会里，这种费用是由社会来负担的，所以复合劳动的成果，即所创造的比较大的价值也归社会所有”^[8]。其二，从价值创造的运行看，由于价值构成总是可以分解为k和m或c、v、m三部分内容，因此，无论从企业决定经济运行的角度还是从市场决定经济运行的角度，复杂性劳动对简单性劳动创造价值的扰动和影响均必然具体地包含在m之中。这里集中讨论马克思倍加命题的第二方面。由此，可以设立如下的总体劳动创造价值分析模型：

m=m++ε

m=m(Ls1)

=(Ls2)

ε=ε(LC) 或m=m++ε

m=m(Ls1，Ls2，ε)

=(ILC1，ILC2，ε)

ε=ε(IILC)

或m=m++ε

m=m(Ls1，Ls2)

=(ILC1，ILC2)

ε=ε(IILC1，IILC2)

这里，剩余价值构成被解析为三部分基本内容：一般平均项(或绝对剩余)——以m表示，一般超额项(或相对剩余)——以表示，以及特殊超额项(或超额剩余)——以ε表示。对应的劳动构成是：简单性劳动的一般构成包括直接生产劳动(Ls1)和直接交换劳动(Ls2)，复杂性劳动的一般构成包括技术劳动(ILc1)和管理劳动(ILc2)，而“第二类复杂性劳动”(IILc)则应视为复杂性劳动的特殊构成^[9]。

进一步而言，根据左边的分析模型，简单商品生产建立自己劳动基础之上，在这里产生了初步的社会劳动分工和产业分化，商业是个体生产者组织相对剩余生产的可靠的产业凭借形式，复杂性劳动通过相对偶然的超额剩余生产形式进行历史成长。根据中间的分析模型——其区别于右边分析模型之处在于使“ε”作为资本家社会权力或意志进入一般剩余价值生产过程，资本家劳动仅仅构成“个别价值”，它的本质是价值的社会实现。关于利息、企业主收入以及监督工资所对应的劳动性质，马克思给予的深刻剖析是：“资本家作为资本家所要执行的特殊职能，并且恰好是他在同工人相区别和相对立中具有的特殊职能，被表现为单纯的劳动职能。他创造剩余价值，不是因为他作为资本家进行劳动，而是因为除了他作为资本家的属性以外，他也进行劳动。因此，剩余价值的这一部分也就不再是剩余价值，而是与剩余价值相反的东西，是所完成的劳动的等价物。因为资本的异化性质，它同劳动的对立，被转移到现实剥削过程之外，即转移到生息资本上，所以这个剥削过程本身也就表现为单纯的劳动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执行职能的资本家与工人相比，不过是在进行另一种劳动。因此，剥削的劳动和被剥削的的劳动，二者作为劳动成了同一的东西。剥削的劳动，像被剥削的劳动一样，是劳动。”^[7]根据右边的分析模型——其区别于中间分析模型之处在于假定资本家意志完全退出一般剩余价值生产过程，因此，这里的IILC可以再分解为社会出资劳动IILC1和社会创业劳动IILC2。这样，现代商品生产所赖以进行的经济系数α、η、h的现实值域范围开始得到真实体现，也就是说，不仅ILC就其性质而言，可以一般选择采取市场方式或企业方式进行创造价值，而且IILC就其本性而言，也更多考虑依托于企业生产方式来进行创造价值。

五、价值决定的运行

在基本假定企业不参与价值决定的情形下，毫无疑问，在马克思看来供求是扰动和影响价值决定的主要因素。

首先，对于市场价值决定的扰动和影响而言，马克思认为局部市场供求的变动可以通过对于部门内部生产条件的筛选作用来具体影响价值决定。马克思认为，“供求以价值转化为市场价值为前提”，具体而言，它的作用机制是：第一，如果供求完全平衡，“那么，市场价值就会由中等条件下生产的商品的价值来决定”，“尽管这个价值，对两端生产的商品来说，表现为一种强加于它们的平均价值”；第二，如果求大于供，“那么，市场价值或社会价值就由在较坏条件下生产的大量商品来调节”，并且，“只要需求稍占优势，市场价格就会由在不利条件下生产的商品的个别价值来调节”；第三，如果供大于求，“那么，市场价值就由在最好条件下生产的那部分商品来调节”，但同时，“市场价值决不会同在最好的条件下生产的商品的这种个别价值相一致，除非供给极大地超过了需求”^[7]。可见，这里供求通过扰动价值决定本身来影响价格，而价格总归与价值一致。

其次，对于市场生产价格决定的扰动和影响而言，马克思则认为：“当供求是在资本主义基础上发生的时候，当商品是资本的产品的时候，供求以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为前提，因而以和单纯的商品买卖完全不同的复杂化了的关系为前提。这里问题已经不是由商品的价值到价格的形式上的转化，即不是单纯的形式变化，而是市场价格同市场价值，进而同生产价格的一定的量的偏离。”^[7]说明局部市场供求对于部门内生产条件的筛选作用已经一般让位于社会总供求对于市场价格的调节作用。马克思进一步地这样来分析：“根据以上所说可以看出，市场价值(关于市场价值所说的一切，加上必要的限定，全都适用于生产价格)包含着每个特殊生产部门中在最好条件下生产的人所获得的超额利润。把危机和生产过剩的情况完全除外，这一点也适用于所有的市场价格，而不管市场价格同市场价值或市场生产价格有多大的偏离。就是说，市场价格包含这样的意思：对同种商品支付相同的价格，虽然这些商品右以在极不相同的个别条件下生产出来，因而会有极不相同的成本价格。”^[7]也就是说，通过供求的扰动和影响，局部价格水平与价值从而产生偏离，但就社会总体而言，价值总额仍然决定着价格总额的大小，与其相等。

《资本论》所限定的分析框架无疑是：“商品按照它们的价值来交换或出售是理所当然的，是商品平衡的自然规律，应当从这个规律出发来说明偏离，而不是反过来，从偏离出发来说明规律本身。”^[7]因而它整体适合于对简单商品生产和古典商品生产进行分析。马克思指出，在这一分析中，假定供求一致和社会需要不变乃是“为了对各种现象在它们的合乎规律的、符合它们的概念的形态上来进行考察”^[7]。而在“劳动对效用的关系”的分析框架里：由于企业参与价值决定，价值决定本身的说明要在价值与价格的相对偏离中进行，因为对于价值一价格关系式“Vq/P=λ/f”来说，价值决定恰恰是在一定的社会需要变化(以“λ”反映)与相应的社会供求变动(以“f”反映)中来进行的，一定的λ 、f的一定关系必然反映在确定的企业劳动协同创造价值的行为之中，反映在总是处于可变状况的“Vt”之中，而最终在一定形式的Vt(Lc，Ls)——也就是劳动时间价值量的社会选择之中体现出来。从经济主体(劳动要素的人格化)的角度，可以对这一过程在价值创造的运行上进行说明。比如一般考虑人力资本、企业家参与价值决定的情形，可以设定如下“折中”的总体劳动创造价值分析模型：

m=m++ε

m=m(LS1，LS2，ε)

=(ILLC2)，其中IILC2=IILC2(ILC1，ILC2)

ε=ε(IILC1)，其中IILC1=IILc1(LS)

其中，资本家团队(IILC1)为物质资本之间的一个特别合约，企业家团队(IILC2)为人力资本之间的一个特别合约，资本家团队与企业家团队进而形成关于社会价值生产与分配的一个特别合约^[12]。

这里，“劳动对效用的关系”原理一般形成这样的分析链条：Vq—f—Vt—VQ—λ—P。可见，“企业家”——作为真正的企业因素——的加入，改变了经济运行的微观基础，使价值决定不仅在宏观层次进行，同时也在微观层次进行，在一定形式的劳动微观结构中进行。在一般假定“∑ε=0”的条件下，马克思考察了价值决定的总量运行——也就是关于物质资本的社会再生产理论。从这一理论出发，价值决定(从而也就是国民收入决定)分析与经济增长分析是内在相关的，但马克思的目的只是旨在说明资本主义难以实现持久和稳定的经济均衡增长，因此，真正要实现马克思经济学的“辩证均衡”——也就是由均衡与非均衡组成的统一体系^[13]，则必须一般加入人力资本分析因素，进一步，如果放松“∑ε=0”假定，那么，企业价值创造必然成为价值决定分析的中心所在，宏观经济分析甚至应该直接建立在企业价值构成的基础之上^[14]。这表明只有在“劳动对效用的关系”框架里，价值决定才可能得到总体和科学的分析。

六、结束语

迄今为止的政治经济学发展始终与其对于劳动价值论的有效运用和科学拓展紧密相联系。在这当中，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可以被解析为：唯物史观思维方法—科学劳动价值理论体系—政治经济学分析方法—政治经济学研究内容—政治经济学叙述形式。这是一个开放的唯物史观与劳动价值论相互嵌入的历史逻辑过程，因而需要劳动价值论成为一定形式的哲学思维方法和数学与模型方法进行结合的逻辑典例，也就是成为使理论与方法、方法与内容、内容与形式有机统一的理论体系。为了全面地胜任和完成这一理论使命，因此，作为对马克思理论遗产——“如果事物的表现形式和事物的本质会直接合而为一，一切科学就都成为多余的了”——的忠实继承^[7]，劳动价值论不仅要强化对于经济本质分析的指导，即本身要化为唯物史观思维方法的一个具体化形式，以此为基础，而且还要强化对于经济运行分析的指导和表现，从而不可避免地要进一步化为一套完整的方法工具体系。归根结底，作为基本命题，劳动价值论的数理品质不只涉及的是劳动价值论本身的具体数学表现，更为重要的是，旨在为经济理论体系的各个主要分支提供服务乃至奠定数理基础，从而为进一步的理论经济学对于应用经济学的统领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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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校对：李斌泉

注：“本文中所涉及到的图表、注解、公式等内容请以PDF格式阅读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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