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执政方略的历史考察
执政方略通常是指执政党为掌握政权和管理国家政事而制定实施的大政方针和谋略。对中国共产党而言，执政方略主要是指党在执政过程中，为实现执政目标，完成执政使命而制定的大政方针和发展战略。纵观党的历史，可以看到党的执政方略的发展变化和党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以及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过程是同步的，执政方略也在革命、建设、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中经历了初步探索、曲折发展、不断丰富完善的过程。
一、初步探索——民主革命时期党局部执政的执政方略
民主革命时期，党有过三次局部执政的实践。
第一次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党对局部执政方略的初步探索。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党领导的武装力量曾经在以江西为中心的十几个省建立了革命根据地，建立了工农民主专政的革命政权，在领导革命斗争的实践中开始探索局部执政的执政方略。
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毛泽东、朱德等领导人在长期的革命斗争实践中总结出了一套正确的斗争策略，即：以武装斗争造成罗霄山脉中段政权，深入割据地区的土地革命；以军队帮助地方党和武装的发展；发动群众，创造群众的割据，布置长期斗争，采取波浪式的推进政策，扩大割据区等。为了巩固和扩大根据地政权，党在领导艰苦的军事斗争的同时，积极开展土地革命，先后制定了《井冈山土地法》《兴国土地法》《苏维埃土地法》等，逐步形成了依靠雇农贫农，联合中农，限制富农，消灭地主的土地革命路线，成为这一时期党巩固根据地政权最重要的执政方略之一。1931年11月，党在瑞金召开了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这次大会制定和颁布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土地法》《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劳动法》以及关于经济政策、关于红军问题、关于少数民族问题的决议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政府对外宣言》等一系列重要文件，集中体现了中华苏维埃政权的执政方略，初步奠定了党的执政方略的基础。
第二次是抗日战争时期党的局部执政方略的成功实践。其一，在抗日根据地政权建设方面：抗日根据地的民主政权是民族统一战线性质的，“这种政权，是一切赞成抗日又赞成民主的人们的政权，是几个革命阶级联合起来对于汉奸和反动派的民主专政”；①各抗日民主政权建立了议行并列的政权体制，政权组织由参议会和政府两部分组成，都由民主选举产生；“普遍、直接、平等、无记名”的投票选举制以及探索实行的竞选制，是抗日根据地政权建设的突出特色；从1940年3月开始探索通过民主选举建立“三三制”政权，使新民主主义的政权建设发展到一个新阶段。其二，在抗日根据地经济建设方面：调整党的土地革命方针，逐步发展成为“减租减息”的土地政策；逐步统一辖区的财政经济，组织军民发展生产，开源节流；提出了“发展生产，保障供给”的财政经济工作总方针，制定实行“公私兼顾”、“军民兼顾”、“劳资两利”等一系列财政政策，促进了抗日根据地的经济发展。其三，在抗日根据地文化建设方面：各抗日根据地根据实际制定正确的文化教育政策，除了通过兴办学校进行普及的义务教育外，还开展形式多样的社会教育；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确立了文艺为人民大众服务的发展方向，各抗日根据地大力开展新文艺运动，发展新闻和出版事业，有效地提高了根据地军民的思想文化素质。
党领导抗日民主政权的执政实践，为党的理论发展提供了重要源泉。从1939年起，毛泽东先后撰写了《〈共产党人〉发刊词》《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等论著，逐步形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体系。这一理论体系提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路线，是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纲领，是彻底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建立一个无产阶级领导的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民主共和国；新民主主义的经济纲领，是没收操纵国计民生的大银行、大工业、大商业，建立国营经济，没收地主土地，归农民所有，并引导农民发展合作经济，允许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和富农经济的存在；新民主主义的文化纲领，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路线和政治、经济、文化纲领这些重大执政方略的制定实施，为党领导抗日战争的胜利指明了方向。
第三次是解放战争时期党的执政方略从局部执政向全国执政过渡。在解放战争后期，党的执政方略也有了新发展，主要表现在：其一，初步规划了新中国的执政蓝图。在1948年中央“九月会议”上毛泽东提出，中国革命胜利后要“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新中国的政体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并且初步确定了新民主主义的五种基本经济形态。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提出党的工作重心将由农村转向城市，革命胜利以后要迅速恢复和发展生产，使中国稳步地从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等，这些深刻的思考，蕴含了建国后党的执政方略的萌芽。其二，进行了人民民主政权建设的尝试。1948年8月成立的华北人民政府是按照全国性政权的模式建立的，它在政权建设、实行民主、发展经济、文化建设、科技教育等方面先后推出了一系列重要举措，是我们党为建立新中国而进行的政权建设的重要实践。“后来的中央人民政府工作机构，就是在华北人民政府工作机构的基础上组建起来的”。②其三，开展了大规模的土地改革。1947年7月，党中央制定颁发了《中国土地法大纲》，要求彻底消灭封建剥削，实现耕者有其田，以平分土地为原则进行土地改革，各解放区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土改运动。其四，制定和实行了一系列正确的统一战线政策以及大力加强解放区的文化建设等。
二、曲折发展——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党的执政方略
新中国成立后，党开始在全国范围内执政，担负起了在落后的东方大国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历史重任。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党曾经制定和实施了一系列正确的执政方略，现代化建设取得了很大成就。然而，探索者的道路从来是不平坦的。随着党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中出现曲折，甚至严重的错误，党的执政方略也经历了一个曲折发展的过程，留下了宝贵的经验和教训。
第一，建国头七年党的执政方略的初步形成。建国前夕，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了具有临时宪法性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规定了新中国的性质、任务以及政权制度、军事制度和经济、文化、教育、民族、外交政策的总原则，成为建国后党的执政方略的总纲。建国之初，党的执政目标主要是巩固新生的人民民主政权。为此，党制定和实施的具体执政方略主要是：建立和健全全国各地各级地方人民政权；确定“不要四面出击”的总方针，通过土地改革巩固工农联盟；通过合理调整工商业和开展“三反”“五反”运动，迅速恢复国民经济；确定了“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和“一边倒”的三大外交方针；抗美援朝，保卫新生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安全等。这些正确的执政方略，为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各项任务的完成和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事业的发展提供了保障。
随着土地改革的基本完成和国民经济的迅速恢复，党开始探索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执政方略。1953年9月，党制定了“一化三改造”的过渡时期总路线，成为这一时期党的根本执政方略。为了实现总路线，党制定的具体执政方略主要是：采取由低级到高级逐步过渡的方式，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采取和平改造的方法；从1953年起实行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制定了第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全面建立健全国家机构等。1956年4月，毛泽东发表《论十大关系》，提出调动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的方针，要求正确处理好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等十大关系，这是建国初期党的执政方略的一次全面总结。1956年9月，党的八大正确分析了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的国内形势和主要矛盾的发展变化，制定了一系列正确的执政方略。主要是：明确提出“把我国由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③八大党章的总纲中进一步提出要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强大的现代化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交通运输业、现代化国防的先进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宏伟目标；确定了我国经济建设的方针，既要反对右倾保守，又要反对急躁冒进，在综合平衡中稳步推进国民经济的发展；提出必须大力发展我国文化教育事业，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强调进一步加强人民民主专政等。凡此种种，都是这一时期党科学制定执政方略的集中体现，成为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的正确执政方略的理论和实践根源。
第二，社会主义建设十年党的执政方略曲折发展。八大以后，党继续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进行艰辛探索。“但是，由于当时党对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思想准备不足，八大提出的路线和许多正确意见没有能够在实践中坚持下去。八大以后，我们取得了社会主义建设的许多成就，同时也遭到了严重挫折”。④
1957年的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争过程中出现的“左”倾错误，就影响了八大制定的正确执政方略的贯彻落实。1958年5月，党的八届二次会议提出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尽管这条总路线中包含着一些积极正确的内容，但却忽视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夸大主观意志的作用，否定了八大确定的国民经济综合平衡发展的方针。随后的“大跃进”运动，取代了八大通过的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人民公社化运动实质上是一场生产关系的“大跃进”。
“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之后，国民经济建设遭遇巨大的困难和挫折。为此，党中央对党的路线方针重新做出调整，使党的执政方略出现了向正确方向发展的趋向。1961年1月，党的八届九中全会确定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工作方针，在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开始全面调整各项政策，使国民经济获得了恢复和发展。1964年12月，周恩来在第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提出了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要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确定从1966年的第三个五年计划开始，国民经济的发展分两步走，第一步，建立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经济走在世界前列。这些正确的执政方略反映了全国人民的共同愿望。但是，由于“左”的指导思想并没有得到彻底纠正，在党的执政方略向正确方向发展的同时，党的指导思想上的错误却愈演愈烈，致使正确的执政方略并没有能够付诸实施。
第三，“文化大革命”时期党的执政方略出现严重错误。“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是建国以来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所经受的最严重的挫折，由于党的指导思想出现了根本性错误，党的执政方略也出现了严重错误。“文革”发端于对思想文化领域错误的政治批判。“五一六通知”以及《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使党的指导思想上的严重“左”倾错误转变成了党的路线方针。1969年4月，党的九大把“文革”中的错误思想和理论系统总结成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并写进了党章的总纲，使党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的指导方针出现全面错误，使党的执政方略出现全面错误。
1971年“九一三”事件发生后，客观上宣告“文化大革命”理论和实践的破产。1975年1月，周恩来在第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中，重申了三届人大提出的我国国民经济发展按两步走设想的蓝图：“第一步，用十五年时间，即在一九八○年以前，建成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本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国民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⑤四届人大一次会议后，邓小平主持国务院的日常工作，开始调整党的一些方针政策，在工业、农业、商业、财贸、文教、科技、军队等方面进行整顿，使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取得了一些进展，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党的执政方略才走上正确的轨道。
三、丰富完善——新时期以来党的执政方略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了党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实现了党的执政方略的根本性转变，党制定和实施一系列新的执政方略，使党的执政方略不断丰富完善。
第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的执政方略沿着正确的方向全面展开。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党的执政方略的根本性转变，主要体现在：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成为党在新时期制定执政方略的思想基础；做出了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重大战略决策；做出了实行改革开放的伟大决策；提出要完整地、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继续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决定健全党的民主集中制和党规党法，成立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等。这些根本问题的初步解决，为党进一步制定和实施正确的执政方略奠定了基础。1979年3月，邓小平发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指出：四项基本原则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根本前提”，⑥从而确立了新时期的立国之本。1980年8月，邓小平又发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设计了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宏伟蓝图，成为指导新时期政治体制改革的纲领性文献。1981年6月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建国32年来党的重大历史事件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作了正确的总结，标志着全面拨乱反正任务的基本完成。
1982年9月，党的十二大明确提出党在新时期的总任务是：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逐步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把我国建设成为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为了实现这一奋斗目标，党制定了一系列具体执政方略。诸如：制定经济建设的战略目标是，从1981年到20世纪末，力争全国工农业的总产值翻两番，使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从文化建设和思想建设两个方面大力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提出了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方针；提出“一国两制”，和平统一祖国的战略构想等，党的执政方略沿着正确的方向全面展开和实施。
1987年10月，党的十三大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指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表明党对科学社会主义的认识达到了一个新高度，为新时期制定和完善党的执政方略奠定了理论基础。另外，十三大制定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成为党在新时期的根本执政方略。十三大还制定了党的具体执政方略，主要是：在经济发展战略上提出了“三步走”的发展战略；坚持全面改革和扩大对外开放；以公有制为主体，大力发展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明确提出了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和内容；大力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等。十三大后，党在经济上开始治理整顿，同时启动了政治体制改革的进程。但是，1989年的政治风波严重干扰了党的正确执政方略的实施，使新时期以来党的执政方略受到严峻考验。
第二，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后党的执政方略不断完善。1989年6月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上，新当选的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同志明确表示：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对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我要十分明确地讲两句话：一句是坚定不移，毫不动摇；一句是全面贯彻，一以贯之”。⑦
1992年初，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提出了社会主义本质论、经济发展“台阶论”、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等重要论断，为发展党的执政方略提供了新思路。1992年10月，党的第十四大制定的重大执政方略：一是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是党在经济建设方面执政方略的一个重大突破和发展。二是提出了上世纪90年代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10个方面的主要任务，这些重大战略部署有的成为后来党制定实施的重大执政方略的基础。三是提出了中国将始终不渝地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等。
十四大后，十四届三中全会做出《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五中全会制定和实施了科教兴国战略和可持续发展战略；六中全会做出《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这些重要执政方略的制定和实施，丰富了党的执政方略的内容，极大地促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全面发展。
1997年9月，党的十五大把邓小平理论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并且制定了一些重大执政方略：一是制定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成为新时期党的根本执政方略。二是提出了今后十年建立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保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这两大任务。三是提出了我国跨世纪发展的奋斗目标。四是提出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政治体制改革的主要任务。五是首次提出依法治国是新的历史条件下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
十五大后，十五届三中全会做出《中共中央关于农业和农村工作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了从20世纪末到2010年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奋斗目标；四中全会做出《中共中央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确定了到2010年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的目标；1999年党中央国务院做出了实施西部大开发的战略决策；确定“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的对外开放战略，做出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战略决策等，这些重要执政方略的制定实施奠定了中华民族在21世纪实现伟大复兴的基础。
第三，新世纪新阶段党的执政方略的新发展。2002年11月，党的十六大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总结了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党带领人民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十条基本经验，成为党在新时期的根本执政方略。同时，十六大做出了新世纪头二十年是我国重要战略机遇期的科学判断，提出了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并且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体制改革等方面，勾画了现代化建设的宏伟蓝图。
十六大后，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中央领导集体，针对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和国内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需要，不断创新和发展党的执政方略，主要有：其一，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理论的新境界。十六届五中全会进一步提出以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从而使科学发展观成为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长期指导方针。其二，十六届六中全会做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大决定，实现了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的“四位一体”，丰富和发展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其三，把提高党的执政能力、永葆党的先进性突出地提到全党的面前，以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为重点，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其四，提出转变发展观念、创新发展模式、提高发展质量，建设创新型国家。其五，十六届五中全会再次提出，要按照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要求，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其六，提出以“八荣八耻”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荣辱观，十六届六中全会又进一步提出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倡导在全社会加强思想道德建设。其七，提出走和平发展道路，通过维护世界和平来发展自己，通过自身的发展来促进世界和平，建设和谐世界等。
2007年10月，党的十七大胜利召开。十七大报告总结了改革开放29年来的历史经验，明确了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就是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坚持、丰富、发展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是十七大的一个历史性贡献，为党制定实施新的执政方略提供了理论指导。十七大制定的重大执政方略主要体现在：一是重申了科学发展观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指导方针，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和贯彻的重大战略思想。二是提出了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要增强发展的协调性、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加强文化建设、加快发展社会事业、建设生态文明等六个方面的新要求，确定了到二○二○年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宏伟目标。三是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推进祖国和平统一、走和平发展道路等方面，对我国的现代化建设做出全面部署。四是对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做出部署，提出了“一条主线、五大建设”的党的建设新布局。
注释：
①《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②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中央党史出版社1991年版。
③《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人民日报1956年9月28日。
④《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⑤《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⑥《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⑦《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作者单位：中共天津市委党校、党建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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