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海运规则统一化的成因及对中国的启示

摘要：国际海运规则统一化的最大成果表现便是国际海运公约的出台，以统一规则的形式实现了规则的统一化。规则统一化的成因包括经济、政治和法律等方面因素，这些因素回应了规则为什么要以及之所以能的问题。由于海运的国际性，国际海运规则的统一化也影响着中国国内海商立法，并对中国实现国家战略有一定的启示作用。改革开放四十周年之际，中国已成为贸易大国和航运大国，应实现从追赶时代到引领时代的角色转变。

关键词：国际海运规则;法律统一化;国际话语权

中图分类号：D922.294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2096-028X（2019）01-0067-07

一、国际海运规则统一化的历史沿革

笔者所指国际海运规则即国际海上货物运输规则，包括已生效的三大国际海运公约《海牙规则》《海牙-维斯比规则》和《汉堡规则》，以及尚未生效的《鹿特丹规则》。1924年通过的《海牙规则》是资本主义海运大国和在海运方面相对落后的资本主义国家间矛盾尖锐化的产物。[1]64《海牙规则》一方面限制了"缔约自由"下的承运人在提单中肆无忌惮地添加免责条款，另一方面也开创了国际海运中的强制性规范，从而在当时承运人处于绝对优势的背景下虽规则有利于船方但也给货方以最低的权利保障。但随着科学技术和航运实践的发展变化，加之《海牙规则》在几十年间的实施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问题，为了适应20世纪50年代中期集装箱运输的出现以及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力量不断增长的需要，1968年《海牙-维斯比规则》便在这样一个立法背景下孕育产生，其实质就是对《海牙规则》进行部分修改的产物。[2]虽然《海牙-维斯比规则》在一定程度上修改了《海牙规则》从而使得新的国际航运公约能更加适应当时航运实践的发展需求和维护船货双方的利益平衡，但并没有改变海牙-维斯比规则体系严重偏袒承运人权益的局面，以至于该公约也遭致第三世界亚非拉国家的反对。[3]但《海牙规则》和《海牙-维斯比规则》所构建的海牙-维斯比规则体系依然是目前影响力最大和适用范围最广的国际海上货物运输规则体系。

随着发展中国家包括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新独立的国家要求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之呼声日益高涨，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建立了国际海运立法工作组来研究国际海运法规及海运习惯做法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带来的影响及对策，1978年通过的《汉堡规则》便是在该背景下孕育产生。[1]92但作为政治妥协的产物，《汉堡规则》虽单方面大大加大了承运人的责任，但该公约并没有得到几个航运大国的支持，其缔约方也主要是航运不发达国家，甚至于有十余个是内陆国家，导致其在1992年生效后也难以在航运实践中取代海牙-维斯比规则体系，故而发挥不了多大的作用。国际海运规则的最新发展是于2008年底获得联合国大会通过的《鹿特丹规则》，该公约的出台主要是基于现代运输做法在如门到门运输合同和使用电子运输单据等方面存在立法空白，缺乏统一规则以减少国家间国际贸易流通的法律障碍①。国际海运公约的出台是国际海运规则统一化的结晶，包括各国海商立法的趋同性也是统一化的成果，统一化并不意味着规则的必然统一，但统一的规则是统一化的终极目标和效果的最佳呈现。基于海运的国际性，中国海商立法的起草和修订与国际公约接轨，也是向着统一化的方向前行，而国际海运公约的出台亦有其特定的背景原因，了解国际海运规则统一化的成因也对中国有着一定的启示意义。从国际海运规则统一化的历史沿革中可以梳理出统一化的成因：主要涉及经济因素、政治因素和法律因素。二、经济因素：决定性因素

（一）经济全球化：根本原因

经济全球化的重要特征是各国在经济上高程度相互依赖及渗透，这一点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所造成的影响已经足够加以印证。[4]13毋庸置疑，经济全球化已成为国际经济发展的大趋势，对于这一点国际上已达成共识。事实上，不管采用与全球化相类似的国际化、一体化、相互依存等概念，全球化都是一种不争的客观事实，且早已超出当初的经济领域而向政治乃至法律等诸多领域渗透。[5]在世界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如何拓展和加强各国在经济领域内的相互合作，如何平衡和协调经济利益上的矛盾，缩小经济发展水平上的差异，必然要求从方便国际交往和加强国际合作的角度出发来进行全盘考虑和解决。[6]不可否认经济全球化的进程在不断加速，其中关贸总协定"乌拉圭回合"谈判取得成功是最有力的证明。[7]于是乎在国际关系中，经济因素相对于政治因素而言越来越居于主导地位，成为影响国际交往的重要因素，或者说各国为了追求利益而将政治分歧所产生的矛盾因经济交往而趋于缓和。[8]45即便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期间，各国为了维护其共同利益也先后制定了不少国际统一实体法公约，其中就包括在国际海运领域影响力最大的已生效公约《海牙规则》等。[9]

海运经济是以区域化开始，所以中世纪以前的海运规则也是区域性的，如古海法的《罗德法》，中世纪的《奥列隆海法》《维斯比海法》《康索拉多海法》等。[10]随着战后全球整体局势的相对稳定，各国间的经济往来日益频繁，全球经济飞速发展，各主要国家的对外贸易额占其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越来越高，也就意味着国际贸易对每个国家的经济影响也日益显著。[11]国际局势的转变在客观上为国际海运规则的统一化提供了基础和可行性，与此同时也有越来越多的国际组织在积极推动着国际统一实体法的诞生。世界各国对经济利益的共同诉求决定了需要一套规则体系来发挥法律应有的作用，这也是经济全球化对法律的要求和挑战。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在客观上要求对外贸易法治和维护外国投资法方面相互协调，其中《联合国国际贸易销售合同公约》是在横向的交易法方面實现这种协调的例证，而WTO则是在纵向的政府对外贸易管制方面实现更大范围协调的例证，这些成功的例证也为国际海上货物运输法领域的国际协调和统一提供了实证条件。[8]45市场化的经济势必对法律有严重的依赖，各国经济的相互依赖程度越高越需要具有强制性和具体细致的国际规范，这些国际规范不仅仅在国际层面发挥作用，更以强制性的拘束力进入内国法，或者说也会逐渐导致各国的法律规范、执法原则和标准及其法律价值等不断向趋同的方向发展。[4]22

推荐访问:成因 中国 启示 规则 国际海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