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谈——朱维铮教授的《中国史学史讲义稿》
【摘要】：中国史学史，何谓史学？史学就是研究人类社会发展的具体过程及其规律性的学问。而梁启超先生也曾说：“史者何？记述人类社会赓续活动之体相，校其总成绩，求得其因果关系，以为现代一般人活动之资鉴者也。其专述中国先民之活动，供现代中国国民之资鉴者，则曰中国史。”中国史学，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它不仅在中华文化的发展中具有伟大的意义，而且在世界文化的发展中也具有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中国史学史；梁启超；史学研究
看到题目，单从字面上的字就能看出他的著作都与中国史学有关。《中国史学史讲义稿》原是上海复旦大学的教授朱维铮先生的上课讲义稿。而这本书，是其学生廖梅和姜鹏在朱教授故去后整理而成。关于作者，也许他没有像梁启超先生那样的史学家“人人皆知”，但是，朱维铮教授在中国史学史的研究依旧给后人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朱维锋，现代著名的历史学家，他和梁启超有着“血缘关系”，两位生活在不同的社会时期，但是如果从学术史脉络说，朱维铮是晚清经学大师孙诒让再传弟子，也是章太炎、梁启超、陈寅恪学术传人。也就不难理解在《中国史学史讲义稿》中可以看到梁启超的一些观点。
朱先生在其1979年制定的中国史学史教学大纲就曾说明：“中国史学史这门课的设置，便是为了帮助历史学专业的学生，对于中国史学的发展过程，有个简单而系统的认识。对于少数有志与从事中国史学遗产研究的学生，则起到了引导入门的作用。”这就是朱先生上这门课的目的，也是让读者看完这本书而解决的一个问题，让我们知道中国史的发生、发展和演变的过程。中国史学史，何谓史学？史学就是研究人类社会发展的具体过程及其规律性的学问。而梁启超先生也曾说：“史者何？记述人类社会赓续活动之体相，校其总成绩，求得其因果关系，以为现代一般人活动之资鉴者也。其专述中国先民之活动，供现代中国国民之资鉴者，则曰中国史。”中国史学，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它不仅在中华文化的发展中具有伟大的意义，而且在世界文化的发展中也具有重要的意义。朱教授讲中国史学史，他侧重考察史著、体裁、史学意识与社会存在和统治思想的关系，从社会存在的各个方面，尤其是从经学史、思想史和文化史的角度来关照中国史学史，着重揭示意识形态对史学编纂形式和历史观念的影响。一本书就好像一个故事，而这本书就好像从来没有听过的新故事，你会充满着好奇心，我想，阅读它就是被这个新故事吸引所开始的。
中国现存最早的一部史书著作当属《春秋》，他也是中国最早的一部编年史史书。除了编年史，以后的几千年间相继出现了很多新的编写历史的方式，比如：断代史、国别史等等。中国历史的编纂形式多样，也能体现出我国古人的智慧，也是我们中华的上千年来的文明的体现。而中国的编纂史将告诉你，我们的先辈处理“历史怎么写”的故事。从殷周青铜器铭文的产生和最早的历史档案的发现，到出现了第一部编年史《春秋》，此后的各种史书曾出不穷，令人眼花缭乱。百花争鸣、百家齐放，战国时期的经济和政治的复杂变化，也引起了思想界的活跃，关于诸子百家的代表庄子、孔子、韩非子等等。每一个大家都对历史的本质提出了自己的见解。无论是老子的矛盾论、孔子的定数论，还是孟轲的循环轮或者韩非子的权利论等等，他们对史学的影响是不容忽视的。自此，中国史学兴起，史学的兴起，对历史的认识上，初步完成从神的历史到历史是人的活动这一认识过程，出现了多种体裁的历史撰述。而每一家每一派都出现了自己的著作，《周礼》、《春秋》、《国语》等等。而这些著作，也成为了后代史学家编纂史书的范例，是中国古代史学的发展的一个重要的里程碑。
我们可以认为，史学家关于史学的功能信念，反应了中国史学的精神本质和优良传统。司马迁因为敢直面批评帝王而获罪，迫使许多史官不敢说实话，这就形成了所谓的官方史学，史官们写什么怎么写都要经过帝王的审核或者奉承达观权贵，这就会造成史实失实，从而丧失史书的价值。通过司马迁的例子，关于史家史官引起了我们的思考，“史家的个人角色是什么？史家的社会责任是什么？”这都引起了我们的思考，史官必须对当时所发生的事情及时记载，另一方面也对各级贵族进行了约束。但是史家的角色随着历史的进步而改变了原始的初衷，司馬迁因为直面批评统治者而获罪，以后很多“史官”都变成了统治者的“史官”，而不是人民的“史官”。“作为一名史官，史家的社会责任重大于天。史家的角色意识与社会责任，无疑要影响中国史学的面貌，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它所发展的趋向”。正因如此，司马迁开创了中世纪史学重视“实录”的新传统。从此，“实录”应该成为历史著作家的职守和责任的首要准则，这是司马迁对中世纪史学的一大贡献。
中国古代史学在“实录”的原则上发展，出现了很多有代表性的著作，如杜佑的《通典》，还有《通志》、《文献通考》、《通鉴纪事本末》等等，就总体而言，每一部书都是力求真实之作。“实事求是”是为了揭示历史的真相，而“实事求是”也是历代史学家力求做到的一点。梁启超评价司马迁：“史界太祖，端推司马迁”，“太史公诚史界之造物主也”。而梁启超也对史家应具备的史学修养也发表过自己的观点-“四长”，“四长”指史德、史学、史识、史才，这是梁启超对司马迁思想的继承和变革。史德"指史家要心术端正。应务实、公正、客观，杜绝主观色彩的夸张、附会、武断。要能做到“鉴空衡平”，即对于所叙述的史迹，采用客观的态度，像镜子和天平一样，照出事物本来的模样，称出事物本身的重量。“史学”主张治史者“贵专精而不贵杂博”。先集中精力，钻研一个问题，弄透后再旁及其他，所谓兼顾涉精。“史识”指史家的观察能力，要敏锐，“旁人所不能观察的，我可以观察得出来”，这是史家治史的基本条件。另外，史家不能为传统的思想及个人的成见所蔽。“史才”指史家著史的技能，包括如何剪裁史料，组合内容，使文章更简洁、生动，富于文采。从梁启超提出史学家应具备的史学休养中就让我们明白，为什么梁启超在中国除了是一名优秀的政治家，还是一名优秀的屈指可数的史学家。
我国的史料如此丰富、著作数量之多、编撰的题材的不同，在世界史学界也是屈指可数的，可见我国史学的地位和价值。朱维铮教授的《中国史学史讲义稿》，就像廖梅总结其史学研究特点：“从社会存在的各个方面，尤其是从经学史、思想史和文化史的角度来关照中国史学史”，他让我们在不同的研究方法、领域内去学习中国的史学史。
参考文献：
[1]张占红《朱维铮的经学史研究》2015年山东大学硕士毕业论文。
[2]朱维铮《中国史学史讲义稿》，复旦大学出版社，2015年。
[3]瞿林东《中国史学通论》，武汉出版社，2006年。
[4]梁启超 《中国历史研究法》，中华书局出版社，2009年。
[5]宋福远《梁启超新史学简论》，《作家杂志》，2010年。
[6]覃宏亮《关于梁启超新史学的几点认识》，《文史艺术》，2014年。
[7]胡静静《从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谈到“新史学”》，《临沂大学学报》，2016年。
作者简介：孙保健（1992—），男，汉族，籍贯：天津，单位：广西艺术学院，学位：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