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晋公子重耳之亡”看《左传》中的传记体因素

《左传》，又名《春秋左氏传》，《左氏春秋》，作者不确切，相传为春秋时期鲁国史官左丘明所作。被认为是为《春秋》做注解的一部史书。和《春秋》一样都是编年体史书。但《左传》其中的某些内容事实上也蕴含着传记体史书的成分。

《左传》，又名《春秋左氏传》，《左氏春秋》，作者不确切，相传为春秋时期鲁国史官左丘明所作。《左传》是一部伟大的编年体历史著作。但其中也蕴含着传记体史书的成分。在瞿林东先生的《中国史学史纲要》一书中有这样一段话：“《左传》在编撰形式上对编年体有很大发展，即在编年记事的总的格局中，也有集中记一件史事本末原委的，或集中写一个人活动经历的。”章学诚在《文史通义·传记》说过：“随举一事而为之传”。《左传》中最典型的“随举一事”的例子要算“晋公子重耳之亡”了。下面就以“晋公子重耳之亡”为例，简要的谈一下这个问题。

“晋公子重耳之亡”主要见于僖公二十三年。《左传》的作者把重耳近二十年的流亡经历全部系于僖公二十三年一年之中，集中刻画了重耳由一介贵公子成为成熟的政治家的形象。但重耳逃亡的起因却是发生在僖公四年。而后续影响一直到僖公二十八年晋楚城濮之战，这一战确立了晋文公重耳的霸主地位。我们可以把重耳的经历做一次梳理：

1、僖公四年 重耳惧祸出逃

2、僖公五年 晋人伐浦城

3、僖公二十三年 重耳流亡出国

4、僖公二十四年 重耳返回晋国成为君

5、僖公二十七年 重耳振兴晋国

6、僖公二十八年 重耳在城濮之战打败楚成王为霸主

这总共数千字的篇幅，完整地记述重耳从流亡到称霸的全部经历。突出了主要人物公子重耳的形象，使之典型传神。抓住重耳思想性格的主要方面，再根据人物性格变化发展的需要，排比史事，穿插事件。晋怀公即位后，为了打击重耳的力量，派人进攻重耳所在的浦城，浦城人准备抵抗。但重耳却说：“保君父之命而享其生禄，于是乎得人。有人而校，罪莫大焉。吾其奔也。”放弃了抵抗选择逃亡，没有引发战争。这体现了重耳是一位有着仁爱之心的人。

重耳流亡到五鹿，向野人乞食，野人给他土块，“公子怒，欲鞭之。”他发火想鞭打野人。在齐国，重耳安于享乐，不愿离开。他的妻子齐姜与子犯设计，把他灌醉，用车子载走。他酒醒之后，“以戈逐子犯”。这完全是一介贵公子浮躁、为所欲为的形象。情节上也是波澜起伏、跌宕多姿，富于戏剧化。

到了曹国，曹共公偷看重耳洗澡。曹国大夫僖负羁在其妻的劝告下，给重耳送来了饭菜，还放进去一块玉璧。“公子受飧反璧”，他接受了饭菜，退回了玉璧。这就显得成熟多了，也体现出长期的流亡生活使重耳得到了磨练。

在楚国，重耳受到了楚成王的热情招待。楚成王问他：“你如果返回晋国成为国君，将如何报答我呢？”这时重耳的回答彬彬有礼，不卑不亢，先是回答说“您什么都有了，我能用什么来报答您呢？”在成王的追问下，最后以退避三舍做回答，显得聪睿机智。

在秦国，秦穆公送给他五个女子，其中包括怀嬴。怀嬴是晋怀公留在秦国的弃妇，是重耳的侄媳妇。怀嬴侍奉重耳洗手后，挥手让她离开。但随后怀嬴的突然发怒，令重耳立刻清醒了过来，连忙“降服而囚”，换了衣服囚禁自己，以示认罪。这体现出重耳此刻认识到自己寄人篱下而政治利益压倒一切的道理，寥寥数笔使人物神情俱肖，一个政治家能屈能伸的形象跃然纸上。

在这些文字中，不仅重耳的形象血肉丰满、栩栩如生，而且寥寥数笔，使得齐姜、子犯、僖负羁妻、楚成王以及怀嬴等过场人物的形象也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特别是在流亡列国的过程中，随着坎坷的经历，展开对公子重耳性格描写，使公子重耳性格的变化清晰地呈现出来：由一个浮躁、固执己见的落魄贵公子变成一位坚毅、深沉、老练的政治家。这整个过程，可以看做是公子重耳个人传记。正如白寿彝先生在《中国史学史》（第一册）中所说的那样：“像这样，《左传》把近二十年的事情写在一年的下面，总不好说是编年体……他写的又是这个重耳的事迹，也可以说是传记体。”

为什么《左传》中存在传记体的因素呢？下面从两个方面来谈一下。

第一、从史体的角度来看，《左传》中存在传记体的因素不足为奇。

本来，“编年体”、“传记体”这样的史体是后人对前人的著作进行分析归纳而得出的结论，是后人给它命的名。当《左传》的作者进行写作的时候，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作品是编年体的，所以，他的作品也就没有固定的体例、体式。正如章学诚在《文史通义·传记》中说的那样：“古人文无定体，经史亦无分科。”金人王若虚在《文辨》记载的一段对话也能说明这一点：“或问：‘文章有体乎？’曰：‘无。’又问：‘无体乎？’曰：‘有。’‘然则果如何？’曰：‘定体则无，大体须有。’”当然，这里所说的“没有明确的史体意识”指的是在《左传》这个时代。而到了后来，像班固写《汉书》，荀悦写《汉纪》的时候，已经有了明确的史体意识，他们已经明确了自己的撰述是属于纪传体还是编年体。

另一方面，各种史体之间，是存在着内在的联系的。史体之间的界限并不是明确的，或者说并不是绝对的。各种史体之间往往存在着一个“交叉地带”。例如《史记》，这是公认的纪传体史书，但其中的“本纪”却是采用编年体的形式，按年按月按日记载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的大事，来提挈一代大势，即《太史公自序》中所说的“王迹所兴”的记载，兼记帝王本人的事迹。还有，《史记》中一些诸侯国的世家，例如《晋世家》、《楚世家》在形式上和“本纪”类似，不同的是它记载的是诸侯国的历史。另外，《史记》中的“表”包括“世表”、“年表”和“月表”，也是以时间为中心，综合记录同时发生的各种事情，也有提纲挈领的作用。在形式上，“表”和《春秋》有着相似的地方。所以，史书的创作并不是限定在一个固定的史体模式中，他们之间的区分是相对的，界线是有一定的模糊性，可能存在着“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也就是说，在《左传》这样的编年体史书中出现以人物为中心的局部篇章，是很正常的，是不足为奇的。

第二、《左传》中出现传记体的成份是社会表达的需求。

不同历史时期社会生活的表达需求，是史体变化的根本原因。即当时人们历史意识和历史观念的变化在史书撰述领域的体现。在殷商时期，虽然当时历史记载的自觉意识只是出于萌芽阶段，还没有完全觉醒，但是从作为史书雏形的甲骨卜辞和金文中我们可以看到“殷人尊神”的特点。到了西周早期，特别是周公时代，我们从《尚书·周书》中可以看到“周人近人”的特点。《康诰》中周公告诫康叔，由于文王“明德慎罚”，上天很高兴，于是让文王代替殷商来管理他的人民。《酒诰》中周公说纣王“荒腆于酒”，“故天降丧于殷”。这些是明显的总结历史经验，都是那时候人们历史意识和历史观念的体现。所以，白寿彝先生说：这一时期“史官所记载尽管还不超出贵族活动的范围，但贞卜、册祝一类的神职已逐步削弱，历史记载已着重于德刑礼义这些世俗的社会内容了。”而到了孔子修《春秋》时候，这一趋势更加明显，由于“子不语怪、力、乱、神”，所以《春秋》基本从神秘气氛中解脱出来了，是先秦时代最早摆脱天、神羁绊的史书。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谈到孔子作《春秋》的目的时说：“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这都说明了人事在《春秋》中的地位。这一系列的变化都有一个共同的趋势，就是它们逐步指向了社会生活的主体——人。这是因为随着人类征服自然改造自然巨大力量的显示，重视人的思想冲破宗教蒙昧主义的桎梏，前面提到的“殷人尊神、周人近人”就是反映了人的地位开始提高。到了春秋战国时期，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显示着人的重要性，于是“尚贤”“重士”成了时代风尚。这种“重人”的历史意识和历史观念在史书撰述领域的体现就是《左传》中的人物形象愈加深刻愈加突出。后人读《左传》，也为书中人物鲜明的个性，独特的面貌所感染。清人冯李骅在《左绣·读左卮言》中说：“《左传》大抵前半出色写一管仲，后半出色写一子产，中间出色写晋文公、悼公、秦穆、楚庄数人而已。”据此我们可以认为《左传》中鲜明的人物形象主要就是霸主形象和贤臣形象。体现在“晋公子重耳之亡”这个故事中，就是霸主形象——晋文公重耳；贤臣形象——赵衰、颠颉、魏武子以及介子推等人。

《春秋》的内容与形式还是相适应的，因为毕竟《春秋》只能算是大事年表，或说“断烂朝报”，记一事只需一句话。而到了《左传》则不行了，因为《左传》需要体现出历史人物的活动，展现完整的鲜明的人物形象，特别是像晋公子重耳这样时间跨度很大的人物，就无法“以事系日，以日系月，以月系时，以时系年”。作者不得不采用补叙、插叙的手法，使内容在一定程度上得以集中，例如《左传·隐公元年》讲到“郑伯克段于鄢”之前，补叙了“初，郑武公娶于申……”这样一段话，使得这个故事时间跨度达到四十年之久。在“晋公子重耳之亡”这个故事中，讲到重耳接见仆人头须之前，也补叙了头须帮助重耳回国的事。这样就使得人物形象和故事都更加完整生动。

所以，《左传》强调人物在历史活动中的地位和作用，以编年体形式为框架，辅之以人物传记的形式，潜藏着冲破编年体桎梏的意识萌芽，初具传记体的雏形。也就是说，编年体内部的这些传记体因素蕴含着对史体发展进程的推动作用。

当然，这种传记体的因素还是很零散的、支离破碎的，因为《左传》编年体的体例决定了这些传记体的因素只能只能以“分年散见，隔传相接”的形式出现，像“晋公子重耳之亡”这样的故事也只能分隔在五年里面来记叙。所以这种传记体的因素只是雏形、萌芽，与后世传记体史书还有很大的距离。

（作者单位：武汉商学院烹饪与食品工程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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