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期分析哲学的问题、原则与方法辩疏

摘要：分析哲学是当代西方哲学的重要流派，面对休谟和康德留下来的哲学难题，由弗雷格开启的分析哲学选取了以经验证实为基本立场，通过逻辑分析和语义分析的路径，为“可说的”与“不可说的”进行划界，藉此，纯化知识的经验结构，并以此拒斥形而上学的无意义，形成了独特的分析哲学的问题、原则与方法。作为前期分析哲学的代表，弗雷格的哲学思想为分析哲学问题、原则与方法的确立做出了较大贡献，其所确立的分析哲学的三个原则，为分析哲学从逻辑分析到语义分析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关键词：休谟；康德；弗雷格；分析；逻辑；命题

中图分类号：B0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一

在西方哲学史上，每一种哲学方法的出现，都是与哲学发问方式及其哲学问题的解答方式的改变直接相关联。分析哲学作为一种被世人承认并可独立称谓的哲学流派和哲学思维方式，与当然也有其他哲学流派和哲学思维不同的哲学发问方式和哲学问题的解答方式。从西方哲学思想发生史的视角来看，分析哲学的独立发问方式与哲学问题也离不开休谟、康德、黑格尔等古典哲学所提出而未能解决的、或自认为解决而实际并未解决的哲学根本问题。也就是说，考察分析哲学的问题与方法问题还要从休谟、康德乃至于黑格尔等古典哲学问题说起。

在哲学史界有一个共识，即：任何现代哲学都离不开从康德的哲学问题说起。按照郑昕先生的说法就是：“超过康德，可能有新哲学，掠过康德，只能有坏哲学。”[1]1对此，陈康先生也有过类似的看法，“《纯粹理性批判在西洋哲学研究区域里仿佛一座关隘，关后尽可有方向分歧的路径，但人既至关口必先过关，此外并无一条非危机四伏的道路可以引导至那将来的路线。”[2]6换句话说就是，当代的所有哲学都是发源于从休谟到康德所提出的哲学问题。具体来说，休谟是通过将因果关系的普遍必然性归结为人们的习惯信仰，否定了人们由经验构成的知识具有普遍性和必然性，使实体的观念，无论用到物质上还是精神上都是无意义的。在休谟看来，人们的认识只具有或然性，而没有逻辑的普遍必然性。像因果关系这样经验观察得到的知识，不是分析命题，也就是说，它不是从一个东西推出另一个东西，因果关系所具有的综合性质是指原因和结果之间不具有逻辑上的蕴含关系和推出关系的。具体来说就是，即使所有的已经观察的A都是B，也不能保证将来所观察A也一定是B。事实只是在经验中大量事件的前后相继现象的重复，在心灵上形成了一种习惯性信仰。这种信仰形成一种认识，认为存在着铁的因果律，这种认识中的因果律所具有的铁的必然性只是一种主观的、心理的必然性。这种习惯性信仰是无法保证将来关于经验知识的确定性的。由此，休谟提出了一个带有根本性的哲学问题，即：由经验归纳不出，由理性也保证不了人们的知识具有普遍性和必然性，人们不可能知道知识何以具有普遍性和必然性的实在内容，因而只能将其归结为习惯信仰，因此，人们的知识作为综合命题只具有或然性。这个结论是处在崇尚理性时代的人们的感情难以接受的，因为它抽取了人类知识大厦的根基，但人们又不得不对其予以正视。

康德针对休谟提出的哲学问题改变了提问方式和解决方法，从而做出了康德式的回答。康德是以先验自我统觉原理或先验的综合判断原理来说明人类的经验知识如何具有普遍性和必然性。康德认为，只有在先验的综合判断中，这种具有普遍性和必然性的知识才是可能的，因此，康德从肯定普遍必然的知识存在的确定事实出发，认为“先验哲学”的中心问题不是追问先验的综合判断是否可能，而是追问先验的综合判断是如何可能的。康德根据感性、知性和理性在知识形成中的作用，提出人们的知识是人的心灵作为知性以范畴综合感性材料而形成的。虽然这种知识具有普遍性和必然性，但这种知识只能认识现象界，不能认识本体或自在之物（物自体）。当我们依据理性规律把知性范畴应用到自在之物上面时，必然得到两种互相对立的命题，康德称之为二律背反。这种命题既不能得到证实，也不怕来自经验的反驳。由此，人的理智只能承认现象界的存在，本体界在理论理性中是没有存在的理由的，人们以知性范畴综合本体界，是一种超验的错误。本体界只能在实践理性中得到肯定和承认。康德认为，任何人的行为都是有道德规律统帅，不受自然因果律的支配，亦即不受自私的本能欲望的支配。所以，人在这个意义上是自由的，也就是人以自由意志根据心中的道德规律来抵制那些感性的诱惑，道德规律也就是道德命令，是人的真实自我。人要求自己遵守道德规律，就是人的自律。人自己制定下道德规律，又承认这个规律，他既是君主又是臣民，这样，康德肯定了在实践理性中，人是自由的，人是不朽的，上帝是存在的，亦即肯定了本体界。这样，康德就从肯定知识的普遍性和必然性出发，说明了人类知识何以可能的根据，并且以人作为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肯定了现象界和本体界各自存在的理由。但是，由于休谟提出的问题的尖锐性，使康德不得不陷入这样一种哲学结论：人的两种理性（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只能处于互不干涉的境地，人难以作为一个统一的理性出现，所以，这个分裂的理性既不能作为理论理性超越现象界，也不能作为实践理性把握自由意志和道德命令的实在内容。结果，在康德的哲学中，人只能认识现象界，只能把握道德律令的形式内容。正因为如此，哈特曼称康德为普鲁士的休谟。

从休谟、康德对于人类知识的普遍必然性问题的解决方式中，可以看到，休谟和康德把哲学的问题逼到了一个十字路口上。这就是：人类的知识有无普遍性和必然性？离开本体界能说明知识的必然性和普遍性吗？如果把知识的普遍性和必然性否定了，这样的知识还成其为知识吗？哲学是应研究现象界中的内容，还是研究本体界？把现象界和本体界统一起来这种企图是否可能等等。这些问题是摆在以后的哲学的面前不能回避的哲学的根本问题。在这里，合逻辑地存在着三种可供选择的道路：其一是以统一现象界和本体界的企图为目的，找到可达此目的的机智的方法和立场。其二是在本体界找到一种或某种可作为原初点的坐标（如意志、欲望、生命冲动等）来说明现象界的存在。其三是以人难以在理性上达到本体界为由，否定本体界存在的意义，把哲学的目光仅限制在现象界之内。 这三种选择构成了休谟、康德以后哲学发展的基本图景。

二

面对休谟和康德的哲学难题，分析哲学选择了哪条路呢？

分析哲学有一个原则和口号：“对于不能谈的事情就应当沉默。”[3]97从这个原则和口号可以看出，分析哲学选择了第三条道路，即：以人难以在理性上达到本体界为理由和根据，否定本体界存在的意义，把哲学的目光仅限制在现象界之内。分析哲学之所以这样选择，是因其经验主义的哲学传统和现代逻辑的诞生为其提供了有效工具，也因这第三条路与当代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发展相吻合，是一条解决传统哲学难题最现实、最客观的道路。那么，分析哲学是如何在这条道路上走下去的呢？ 任何哲学都有着与其它哲学不同的立脚点或旗帜，以示其存在及其与其它哲学的不同。分析哲学的哲学立脚点和旗帜，恐怕就是对“形而上学”问题的拒斥和排除，或者如维特根斯坦所说：“对于不能谈的事情就应当沉默。”在分析哲学看来，“能够谈的”是能够被经验证实的，或者是合逻辑的分析命题，“不能谈的”就是“形而上学”的问题，所以，分析哲学要把形而上学问题排除在哲学分析之外。这样已经验证实何可以以逻辑语言工具进行描述的就是哲学的问题，以此为界，形而上学应该属于被拒斥的范围，这样，分析哲学就建立了自己的哲学原则和立场。

在康德哲学中，“物自体”与“知性”（理性）成了理性界限的两极。在先验综合判断的范围内，一切都是可知的。先验综合判断范围外的就是不可知的、不可言说的东西了。这里就出现了一个困难，显然，“物自体”是在“先验综合判断”把握范围之外的，那么在康德的哲学中，怎么能给这个完全不可知的、独立存在于一切现实的和可能的经验之外的实在概念赋予意义呢？进一步分析就是：如果坚持把知识问题看成在作为心灵内容的观念和存在于这些观念之外的世界之间建立一种令人满意的关系问题，人怎么可能有关于外部世界的知识呢？在分析哲学看来，为了理解知识的本质，就需要完全抛弃康德这种看问题的模式。这种模式要求我们把心灵看作一种面对外部世界的实体，据说心灵内部具有某种观念，因此，我们就需要找到某些方法来提示这些观念，从而决定外部世界的性质。这种模式必然使我们陷入不能规定或赋予意义的却进行了规定和赋予其意义的尴尬境地。

为了避免这种困难的发生，分析哲学认为应该有一种思考方式的转变，概括地说，就是完全抛弃为理解认识的本质而把主、客体对应起来的倾向。具体地说就是，我们首先考察这样的事实，即我们不仅在日常生活和常识的范围内拥有多种完全可靠的知识，令人满意的见解和对事物发生原因的解释。而且，尤其是在科学中，我们不断获得各学科的可靠知识也是一个基本事实。问题不是要去了解是否可能获得知识。问题是要表明这是如何发生的，即表明获得这种知识的条件和过程是什么，这个任务便改为：要正确描述我们是怎样从怀疑、无知和无根据的盲目信念达到有充分根据的信念的；我们是如何区别合理的信念和不合理的信念的，注意探明语言意义的明确性方法；研究达到真理的可靠的探究方法的特点，作出正确有效的论证的条件等问题。归根结底，分析哲学就是从康德的为理性限定的使用范围，转向为思想划定界限，或者不如说不是为思想，而是为思想的表达划定界限；因为要能为思想划定界限，我们就能想到这个思想的两边（这样，我们就要想那不能想的东西）。因此，这种界限就只能在语言（逻辑和语义）中划分，而不能像康德那样在心理或理论理性中划分。因为在界限的那一边，就纯属无意义之列了。[3]3这也就是划定能说的东西与不能够说的东西的界限（维特根斯坦），亦即如维特根斯坦所言的要区别“可表明的”与“不可表明的”。或者进一步说就是宣布形而上学问题为无意义。

能够说的或不能够说的东西在各分析哲学家那里含义不尽相同，这是因为各个分析哲学家确定能够说的和不能够说的标准有差异。有的是从词的意义之确定来进行划分，有的则通过命题的意义的确定来清除形而上学问题的影响。尽管如此，他们都将反对形而上学问题作为哲学的中心问题。对此，我们引几段话作以说明。

“哲学不是一种知识的体系，而是一种活动的体系，这一点积极表现了当代的伟大转变的特征；哲学就是那种确定或发现命题意义的活动。哲学使命题得到澄清，科学使命题得到证实。科学研究的是命题的真理性，哲学研究的是命题的真正意义。”……

“因此形而上学的没落并不是因为解决它的问题是人的理性所不能胜任的事（像康德所想的那样），而是因为根本就没有这种问题。”[4]9

“现代逻辑的发展，已经使我们有可能对形而上学的有效性和合理性问题提出新的、更明确的回答。应用逻辑或认识论的研究，目的在于澄清科学陈述的认识内容，从而澄清这些陈述中的词语的意义，借助于逻辑分析，澄清了各门科学的各种概念，明确了各种概念之间的逻辑形式联系和认识论联系。在形而上学的领域里，包括全部价值哲学和规范理论，逻辑分析得出反面结论：这个领域里的全部断言都是无意义的。”（卡尔纳普）[4]13

在分析哲学中，对确定意义的界限而清除形而上学的问题，当属维特根斯坦最具代表性。维特根斯坦认为，哲学的目的是使思想在逻辑上明晰。哲学的任务是使思想清楚，为思想（思想的表达——语言）划定明确的界限。可说的东西，在维特根斯坦看来，就是指那些合乎他所设立的意义标准而非重言式的命题，思想只有作为事实的逻辑图像才能成其为思想。这是以事实的逻辑图像对思想进行限制。事实只有能被逻辑地描写才能作为思想对象。这就是对事实作为思想对象加以限制。如果事实可以被逻辑地描写的，就有它的逻辑图像，能成为命题的对象，也就能用语言表达，能有一定说法，是可说的，否则就是不可说的。哲学的逻辑或者逻辑的哲学是要解释能够说的东西，做了这样的解释后，哲学本身就作为“无意义”的话而消失了。语言、逻辑和世界的理论揭示、表明、阐明、澄清能说的，可知的和存在的东西最基本的、本质的和必然的东西，也就表明了语言中能够说的即有意义的、真的东西的界限。但是这样做时，哲学不是用语言描述一些特定的事实（提供事实的知识和信息或记载任何事实的发现）。它不是做语言和日常使用或科学所做的事。它只是指出“界限”、“范围”，在这个界限和范围内，才能产生语言的这种特定的有意义的使用，才能提供具有逻辑必然性的明确的论证，才能传达有关碰巧发生的情况的详细的经验知识。

不可说的东西，在维特根斯坦的理论中是显明的，即指超出可经验的界限之外的东西，这与用有意义的语言不能描述的东西是相一致的。在这里，形而上学的陈述不像在康德那里那样表达一些有疑问的或不能证明的思想，相反，它们完全不表达任何思想，它们是无意义的语言结构。有意义的问题必须总是能够回答的，“这种谜是不存在的”（6.5）。尽管如此，对于维特根斯坦来说，在有意义的理论界限之外并不是什么也没有；“确实有不能讲述的东西。这是自己表明出来的，这就是神秘的东西”（6.522）。在维特根斯坦看来，“不能说的东西”可以区分四类：（1）逻辑形式的地位；（2）哲学的本质；（3）伦理学，“唯我论”和“生命意义的问题”；（4）对于“世界存在的特殊神秘的感觉”。

总之，在分析哲学看来，“真正说来，哲学的正确方法如此，除了能说的东西以外，不说什么事情，也就是除了自然科学的命题，即与哲学没有关系的东西之外，不说什么事情；于是当某人想说某种形而上学的东西时，总是向他表明，在他的命题中他并没有赋予某些记号以意义。这个方法对于别人是不能满意的，——他不会有我们在教他哲学这种情况，——但是这是唯一严格正确的方法。”[3]97

显然，分析哲学把区分能说的和不能说的，也就是将不能说的宣布其无意义为哲学的基本任务，这也是为了解决休谟和康德哲学的困难而选择的哲学基点。分析哲学为了实现这个目的，从弗雷格、罗素开始，经历了从逻辑分析向语言分析的转变，经历了从否弃形而上学问题到接纳形而上学问题的转变。在这种转变中完成了分析哲学的问题与方法的发展过程。

三

逻辑分析方法是分析哲学最早采用的哲学方法，对这种方法做出贡献的主要有弗雷格、罗素、维特根斯坦、卡尔纳普（维也纳学派）等，他们在自己的哲学生涯中为逻辑分析方法的形成与发展做出了不同的贡献。我们可以从这些哲学家及学派在逻辑分析的方法的论述中窥视逻辑分析方法的基本内容与特点。

在这里，我们仅就弗雷格关于逻辑分析的基本原则作初步描述。

如果说罗素、维特根斯坦、卡尔纳普在20世纪分析哲学的发展中占有中心的、重要的地位，那么弗雷格作为分析哲学的发源就更显其独特意义。罗素曾讲过：“在逻辑分析的所有问题上，我们主要是从弗雷格那里获得教益。”①可以说，弗雷格不仅在分析哲学许多重大问题上提出了原则性思想，而且为分析哲学的哲学方法奠定了基础。戈特洛布·弗雷格（Gottlob Frege 1848-1925）是德国著名数学家。他是现代数理逻辑的创始人，也是分析哲学的直接思想先驱。可以说，弗雷格是分析哲学的头一个创始人。在哲学方面，他不仅为分析哲学问题创造了数理逻辑系统，而且为分析哲学的逻辑分析和语言分析提出了哲学和方法的基本原则。这里，我们仅就其哲学代表著作《算术的基础：对数这个概念所作的逻辑的和数学的研究》一书中提出的逻辑分析和语义分析的哲学方法原则进行分析。

弗雷格在《算术的基础：对数这个概念所作的逻辑和数学的研究》的导言中规定了哲学逻辑的三个基本原则：

（1）始终要把心理的东西和逻辑的东西、主观的东西和客观的东西明确区别开来；

（2）只有在语句的语境中，而不是在孤立的词中，才能找到词的意义；

（3）注意把概念与其对象区别开来。

第一条原则的提出，主要是针对逻辑学中以埃德曼（B·Erdemann）为代表的“心理学派”、数学界中斯特里克（Stricker）等人认为数的观念依据于肌肉的感觉这种观点；从广泛的意义上讲，也主要是针对哲学史上所谓“联想论”或“心象论”的意义理论，以及由此而发展起来的心理主义。以洛克、贝克莱、休谟等为代表的心理主义认为，要理解意义的性质，就需要对心灵中某些主观的、“内在的”过程进行研究。也就是说，语词的意义要靠语词在说话者或者听话者心中引起的心理过程来解释，心理过程就是我们在使用语词时所指称的事物，心理过程就是语词的实在内容。洛克在其《人类理解论》中提出了这种观点。他指出：一个词的意义体现在与这个词相连的心象之中，一个有意义的词所指示的不是事物，而是作为精神实体的“观念”。一个词代表一个观念，一个短语或语句代表一组复合的观念。实际上，词所代表的观念就是词的内在的直接的意义。贝克莱对洛克的观点进行了修改。他把概念（notion）和观念区别开来，认为那些不能直接应用于可观察的对象的词，不能借助于它们与心理的联系加以解释。后来，休谟以心理习惯来进一步将这种心理主义发展到了极点。穆勒继承了这一传统，形成了19世纪的心理主义思潮。

与心理主义的看法相反，弗雷格认为，要理解意义的性质我们就要考察在语言的使用中所发现的某些客观的特征。这些是可以公开地观察和审查的东西，因此，概念是特殊性的客观的东西。弗雷格指出：以埃德曼为代表的心理主义的错误就在于“把一切都归结为主观的东西，把这种观点贯彻到底就取消了真理。”②

“真理的东西是一种客观的、不以作出判断的人为转移的东西”。在他看来，思想不是思维的主观活动，而是思维的客观内容，这一内容可以成为许多人的共同财富；因此，他认为必须把词的意义与那跟它相联的观念区别开。如果词的指称是一个可以通过感官感知的对象，那么我们关于它的观念则是一个内在的形象，它是从我所有的感性印象的回忆中以及从我所进行的内部活动和外部活动的记忆中产生的。这样一种观念往往是变动不居的；甚至在同一个人心中也并非总是有同一种意义，并与同一种观念相联系。观念是主观的，一个人的观念不同于另一个人的观念，因此，与同一种意义相关联的往往是不同的观念。词的意义不是个人的思维活动的一部分，而可以成为许多人的共同财富。这一切就是词的意义和观念之间的本质区别。弗雷格站在严格意义上的实在论立场上，相信概念、关系和客体的客观实在性。亦即，客体是由特殊类型的语言表达式所指称的世界中的实体。这些语言表达式他称为“专名（Proper Names），而概念词（Concept Words）则指称概念，关系表达式指称关系，等等，逻辑学家处理的则是语言表达式。在这种原则的支配下，弗雷格着力研究各种类型的语言表达式如何有助于在句子和这些句子相互之间的逻辑联系中使语言得到逻辑上意义明确的运用。正是在语言运用的这种前后关系中，而不是在心理过程的领域。由此，弗雷格对“意义”性质进行了研究。

如果说逻辑学就是处理语言表达形式，那么如何处理呢，这就是第二条原则，即：“只有在语句的环境中，而不是在孤立的词中，才能找到词的意义。”这个原则告诉我们，语言运用的基本单位是语句，使用语言的根本目的是在其中构造和使用句子——为了有所述说，只有在把单个的语词看成是有助于句子的形成和使用时，才能成功地达到对这些语词的理解。对弗雷格来说，一个句子的主要作用在于我们运用它作出一种断定，说出某种或为真或为假的东西。因此，要理解词的意义，我们必须最终能够说明这些词所组成的一个句子的真或假。词的意义同它们参与并帮助决定它们在其中出现的句子的真值条件的方式有密切关系，词的意义在于它在确定这个语句在被说出时产生什么样的特定言语行为方面所起的作用。弗雷格在《算术的基础》一书中多次重申了这个观点，他说，“不要在孤立的词中，而只能在命题的语境中，寻找词的意义”。“词只有在命题之中才真正具有意义”。他认为这个原则具有普遍意义。

弗雷格的这一原则从某种程度上成了维特根斯坦哲学的重要思想契机。维特根斯坦直接继承了这个原则，他在《逻辑哲学论》中也说，名称只能指称个别对象，只有命题才具有意义，而命题的意义就在于我们可以由此确定命题的成真条件。在《哲学研究》一书中，维特根斯坦还从弗雷格关于语词的意义和语境的密切关系的观点中，进一步提出“词的意义在于词的使用”这个著名论点，这个论点后来在日常语言流派那里又得到了广泛的运用和发展。

弗雷格的第三条原则是——认识概念和客体之间的区别是非常重要的。他认为以前没有能够作出这种区别是造成充斥于哲学史的许多混乱和错误的根源。关于概念和客体之间的区别，弗雷格主要是从主词和谓词的关系方面加以论述。他认为，一个概念是一个句子的谓词承认。作为一个谓词，概念词是从逻辑的意义上，而不是从心理学的意义上来理解的。在他看来，一个概念词是是一个语言表达式，它代表一个概念，它作为一个谓词而起作用。但一个概念是某种客观的东西，即谓词的指谓或指称，它本身并不是语言的一部分。同时，一个概念并不是某个人的观念、一种精神的过程或心理的活动，在谈论概念的时候，人们并不是在谈论某一种心理现象。说某种东西具有某种性质（如弗雷格所说，归于某种或一个特定的概念），其是与否都是客观的。说“苏格拉底是一个哲学家”就是在说有关苏格拉底的某种东西——即他具有一个哲学家的性质或归于“哲学家”这个概念，它并不告诉我们关于某个人（如说话者或听者）精神状态的任何东西，对概念的理解是心理学的问题。但是，被理解的概念以及它同客体或其他概念所具有的关系都不是心理学研究的问题。客体在弗雷格那里是“那样一种事物，它决不能是谓词的全部指称，可能是主词的指称”。例如，在“望远镜轴线的方向是与地球轴线的方向相一致的”这个命题中，我们把“望远镜轴线的方向”看作主词，那么它的谓词就是“是与地球轴线的方向相一致的”。概念就是那个可以作为一个简单判断的谓词，对象（客体）则是这个判断的主词。

按照弗雷格的观点，专名与对象（客体）相对应，概念词则与概念相对应。在一个句子中，代表同一对象的专名可以前后对换。对象和概念则不能前后对换，他用“晨星是金星”和“晨星是一颗行星”这两个例句来说明这一点。他认为在前一个例句中，“晨星”和“金星”这两个专名代表同一对象，可以把“晨星”和“金星”前后对换，而语句的意思不变。在后一个例句中，“晨星”是专名，而“行星”却是概念词，这两者不能前后对换，也就是说，一个 对象（客体）隶属于一个概念，这是一种不能颠倒的关系。在他看来，尽管在后一个例句中只不过用“行星”取代了“金星”一词，可是这两个语句中的关系全然不同，因为“金星”这个词的指称是某种决不能作为概念，而只能作为对象出现的东西。弗雷格用专名和概念词的区别取代了主词和谓词的区别，并认为传统逻辑把一切语句都看成具有主词——谓词形式的看法是错误的。

在这三个基本原则的支配下，弗雷格花了大量的精力来建立一种与自然语言相区别的逻辑沿言（人工语言）。这样就形成了逻辑主义的基本构架，即：哲学就是对语言进行逻辑分析，能够进行逻辑分析，或者为对于逻辑分析之有可能的语言只能是人工语言。哲学的基本任务就是通过逻辑分析的方法建立一种合乎上述三条原则的语言，这种语言是人工的、可分析的、可解析的。这个构架对后来的罗素、维特根斯坦克的前斯哲学 、逻辑经验主义（维也纳学派）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可以说，弗雷格的哲学原则是在反叛黑格尔，创建新的哲学路线上树起了一面新的旗帜。

如上所述，面对休谟和康德留下的哲学问题，作为前期分析哲学的主要代表，弗雷格所选取的第三条道路，为分析哲学作为一个独立哲学流派的兴起、兴盛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种基础包括对于休谟与康德的问题，确定以经验证实为基本立场的分析哲学路径的选择和逻辑分析与语义分析原则的确立。可以说，从分析哲学的重要代表维特根斯坦的前后期哲学的所受到弗雷格的影响即可窥见一斑。维特根斯坦的前期哲学思想《逻辑哲学论》显然是直接得益于弗雷德逻辑分析原则，而其后期哲学也深受弗雷格思想的影响，这主要是指其受到弗雷格关于含义与指称的意义理论的影响。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弗雷格的哲学不仅影响了逻辑分析的发展，也奠定了语义分析的基础。因此，我们可以认为，弗雷格的哲学思想开启了分析哲学的原则与方法的大门。

注释：

①罗素、怀特海：《数学原理》第1卷，第Ⅷ页。

②弗雷格：《算数的基本法则》，1950年英文版，第1卷，第Ⅶ、Ⅹ、Ⅶ页。

参考文献：

[1]郑昕.康德学述[M].商务印书馆，1984.

[2]柏拉图.巴曼尼得斯篇（序）[M].陈康.商务印书馆，1982.

[3]维特根斯坦.逻辑哲学论[M].商务印书馆，1985年.

[4]洪谦主编.逻辑经验主义（上卷）[M].商务印书馆，1982.

作者简介：张蓬，男，西安电子科技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责任编辑：杨立民）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关于存在问题思考方式的比较研究”（项目编号：14XZX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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