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领导与“双百”方针

历史经验表明，文艺事业必须由党来领导。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共产党成了全国范围内的执政党之后，无产阶级才第一次有可能在全国范围内，运用自己手中掌握的政权力量，在发展经济的基础上，自觉地、有组织、有计划地推动文艺大踏步前进。但是，在无产阶级掌握政权这样一个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领导和发展文艺，对我们来说还是一个新课题。无产阶级要学习管理经济，也要学习管理文艺。

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周恩来同志，是毛泽东思想的热情宣传者，是毛泽东文艺路线的忠诚执行者，是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文艺思想和我国社会主义文艺相结合的伟大实践者。他领导我国的文艺运动，发表过大量讲话，本刊第一期发表的《关于文化艺术工作两条腿走路的问题》、《对在京的话剧、歌剧、儿童剧作家的讲话》以及前不久报刊上发表的《在文艺工作座谈会和故事片创作会议上的讲话》，只是这许多重要讲话中的三篇。

周恩来同志这三篇关于文艺工作的讲话，是我国无产阶级掌握政权后第一个十年文艺战线实践的马克思主义科学总结。它探讨和总结的主要内容就是如何把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文艺思想和无产阶级掌握政权后文艺运动的新的实践结合起来，其中的关键问题，就是如何认真贯彻毛泽东同志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根本方针的问题。

解放后，我国文艺工作者在毛泽东文艺思想指引下，努力创作，在银幕上、舞台上、各种出版物上，都出现了大批优秀作品，文艺队伍新人辈出，硕果累累。实践表明，“双百”方针是发展我国社会主义文艺的唯一正确方针。但是，在发展过程中，我们也曾遇到来自右的、但更多是来自左的方面的干扰。斗争的焦点集中在无产阶级领导文艺，是采取“放”的方针，还是采取“收”的方针这个问题上。周恩来同志在这三篇关于文艺工作的讲话里，一再指出要破除迷信，解放思想；要敢说、敢想、敢做。还着重地针对阻碍贯彻“双百”方针的左的倾向提出批评，指出这种左的倾向主要的表现是：在政治上，混淆两类矛盾，混淆政治和艺术的界限，和有些政治运动的扩大化；在文艺事业的管理上，不适当的干涉过多，限制太死；由于我们党和周恩来同志坚持和捍卫了毛主席提出的“双百”方针，我们的文艺事业才又向前发展。可是不久又遭到了林彪、“四人帮”的破坏。历史表明，当我们坚定地实行“放”的方针时，就出成果，出人才，文艺就繁荣；当我们在“放”和“收”之间摇摆不定，不能坚持“放”的方针时，文艺发展就迟缓、停滞。当“四人帮”彻底破坏了“双百”方针，而代之以封建法西斯文化专制主义的时候，文艺事业就遭到空前的灾难。在经历了“四人帮”法西斯文化专制主义的摧残后，再来学习周恩来同志的讲话，就感到特别亲切。在贯彻执行“双百”方针上，我们再也不能摇摆不定了！我们绝不要重复叶公好龙那个故事：口里承认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但一听到七嘴八舌，意见纷纷，和看到一点不顺眼的东西，就不耐烦起来，感到天下大乱。不在“放”字下功夫，而在“防”字上使劲，这怎么能使文艺繁荣起来呢？我们要接受历史的教训，注意当前的现实。

要贯彻“双百”方针，首先要有艺术民主。周恩来同志指出：繁荣文艺事业，“中心问题在于领导”。他要求“发扬民主，走群众路线”；他反对树立“新的偶象，新的迷信”，“套框子、抓辫子、挖根子、戴帽子、打棍子”——“五子登科”，“把一句话的错误、一种想法的错误，甚至把那种本来是允许的、可以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各种说法、想法，也都看成毒草、邪道”。他着重指出：“现在有一种不好的风气，就是民主作风不够”，“我们要造成民主风气，要改变文艺界的作风，首先要改变领导作风”。显然，周恩来同志绝不是把艺术民主问题仅仅当作一个普通作风问题来看待，而是把这个问题当成贯彻“双百”方针的一个根本条件。没有一个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就没有“双百”方针的贯彻，也就不会带来文艺的繁荣。因此，实行艺术民主，“允许批评，允许发表不同意见”，领导讲的话，“允许大家思考、讨论、批判、否定、肯定”，杜绝“五子登科”，改变“一言堂”，其目的就是为“双百”方针的贯彻创造一个良好的政治环境，为文艺的繁荣创造一个广阔的天地。周恩来同志不仅在理论上对艺术民主问题作了透彻、深刻的论证，而且在实践上为我们作出了最好的表率。

要实行艺术民主，就必须正确处理领导和群众的关系。只有真正发扬民主，集中群众的智慧，才可能有正确的领导，为群众所拥护。群众是真正的英雄。周恩来同志尖锐批评了“目前领导决定多于群众批准”的情况。明确指出，“艺术作品好坏，要由群众回答，而不是由领导回答；艺术是要人民批准的，只要人民爱好，就有价值；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就许可存在，没有权利去禁演。艺术家要面对人民，而不是只面对领导。”这些思想完全符合恩格斯的论断：“人民是文学的够格或不够格的唯一评论者”。文艺是人民的事业。人民不仅是文艺的欣赏者、评定者，而且是文艺的创造者。革命的文艺家创作的源泉就是人民群众的生活实践。人民中间蕴藏着无尽的文艺天才，蕴藏着巨大的创作力。文艺领导就是要创造各种有利条件，把这些天才发现出来，培养起来，解放出这个巨大的生产力，这样，好作品就会象喷泉般地涌现，百花才能在春天盛开。如果只靠少数人“包办”文艺，把路子搞的窄窄的，所谓“百花齐放”，就只能是一句空话。

周恩来同志在讲话中，还突出讲了领导要按照文艺规律办事的问题。他特别指出，“文艺是精神生产，它是头脑里的产物，更带复杂性，更难掌握”。干什么事都要研究它的规律，不掌握规律，事情一定办不好。这本来是常识性的问题。可是现在有人把强调按艺术规律办事，同坚持党的领导对立起来，以为这样做是放弃领导。这是一种非常幼稚而错误的认识。事实上，如果不按规律办事，凭官僚主义、主观主义领导文艺工作，搞片面性、瞎指挥，在实践面前势必碰壁，把事情搞坏，这就是自己丧失了真正的领导权。研究、掌握文艺规律，根据文艺的规律办事，正是取得真正领导权的最根本的条件。这就要求领导文艺工作的同志不能满于长期当外行，只会当“收发室”，凭本本办事；而是要当内行，真正懂得艺术规律。当然，不论是谁，对文艺的规律都不可能一开始就完全认识，不犯错误。这要有一个实践、认识的过程。只要采取对人民负责的态度，多参与文艺实践，多向人民请教，善于总结经验，就可以缩短这个过程。

所谓艺术民主问题，实质上是一个群众路线的问题；所谓按艺术规律办事，实质上是一个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问题。前者讲的是民主问题，后者讲的是科学态度问题。周总理给我们指出的马列主义的领导方法，归根结底就是这个科学和民主的问题。只有在民主的空气里，百鸟才歌唱；只有在科学的土壤上，百花才盛开——文学艺术才繁荣昌盛。

回顾三十年来我党领导文艺工作，正面经验是八个字：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反面经验则是：限制太死，调子太高，棍子太多。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总结经验，是为了更好地前进！

党要管好文艺，就必须遵循正确的思想路线，采取科学的方法。无产阶级掌握了政权，是发展文艺的一个决定性的条件。但是，有了执政党的地位、手中有了权力，如果忽视群众的作用，忽视艺术创作的客观规律，凭“长官意志”办事、凭手中的权力办事，这对于无产阶级事业、特别是对文艺事业，会带来极其严重的损害，会限制甚至窒息文艺事业的发展。这是从三十年、特别是“四人帮”控制文艺阵地十年所得到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教训。我们永远不要忘掉这个历史教训。

让我们更好地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文艺思想，更好地学习周恩来同志关于文艺工作的讲话，自觉地、坚定不移地贯彻“双百”方针。粉碎“四人帮”两年多来的大好形势表明，由于打碎了文化专制主义，推翻了“文艺黑线专政”论，为贯彻“双百”方针，创造了有利条件，从而文艺创作上冲破了一个又一个禁区，涌现出一大批优秀作品，各种艺术形式竟相争妍，这是“双百”方针的新胜利。当前，文艺如何为四化服务，有许多工作等待我们去做，有许多问题等待我们去解决。但只要切实地、真正地实行“双百”方针，我们就一定能达到目的。然而，要真正实行“双百”方针，还是如周恩来同志所指出的：“中心的问题在于领导。”这是问题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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