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发展我国民主的公民政治参与推进路径选择
[摘要]在进行基于发展我国民主的公民政治参与推进路径选择时，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准确把握和深刻领会公民政治参与扩大的内涵和有序意蕴，必须立足于非均衡发展的现时国情。并遵循一定的原则和要求。
[关键词]社会主义民主；公民政治参与；路径选择
[中图分类号]D6 [文献标识号]A [文章编号]1002-7408(2008)04-0028-04
推进公民的政治参与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的基本动力和重要杠杆。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探求契合国情的公民政治参与推进路径，扩大公民有序并且有效的政治参与，才能进一步推动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深入，推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一、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与扩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
实践证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不仅是产生中国民主政治制度的最根本力量，而且是推进中国政治发展的最根本保证。尤其在社会转型时期。在社会矛盾相对集中、各种社会关系和政治力量碰撞相对加剧的情况下。要想很好地协调利益群体关系、保持社会政治稳定和实现民主政治发展，坚持和加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最为关键的因素。同时，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与扩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并不相互矛盾。因为扩大公民政治参与是在“有序”形态下展开的。“有序”的政治参与，其基本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的政治参与，是法治化的政治参与，是与我国社会历史条件相融合的渐进式、高起点的政治参与；它既与当代世界文明主流相一致，又超越西方社会的政治参与，这是我国扩大公民政治参与的最大政治优势。而且中国共产党“相信群众，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思想路线，本身就是对公民政治参与的充分肯定。
只有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才能保证社会主义民主发展的正确方向和步骤。世界上有不同性质的民主，民主的形式更是形形色色。社会主义的国家性质决定了我国的民主只能沿着社会主义的方向向前发展。而要保证民主的社会主义性质，只有把民主的发展置于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武装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才能做到。社会主义民主是最广泛的人民民主。人民利益的广泛性，也要求有一个代表人民利益的坚强政治核心，它能始终着眼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同时兼顾和协调各方面的利益，团结各方面的力量，在实践中创造和发展各种民主形式，并提出民主发展的适当的方法和步骤。显然，在中国，这个“代表人民利益的坚强政治核心”只能是中国共产党。
只有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才能为社会主义民主发展创造一个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和社会环境。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国情本身就比较复杂。而且改革开放以来又出现了一些新的社会阶层，不同阶层的群体有着不同的素质、不同的民主要求。所有这些因素都给维护社会的稳定带来了一定的难度，而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同发展社会主义经济一样。都要求有一个稳定的社会环境。正如邓小平在谈到“压倒一切的是稳定”时所说的，“如果追求形式上的民主，结果是既实现不了民主。经济也得不到发展，只会出现国家混乱、人心涣散的局面”。因而既要保持社会的稳定，又要从中国国情出发，协调各方面的民主要求，积极发展社会主义性质的民主，就必须要有党的领导。
离开了党的领导，公民的政治参与往往难以取得理想的效果。而且也难以保持政治参与的有序进行，甚至还会引起社会的不稳定。“城市化、识字率、教育和接触传播媒介的水平的提高，都在提高人们的愿望和期待，而如果这些愿望和期待不能得以满足，就会刺激个人和集团投身于政治。在缺乏强有力和灵活的政治制度的情况下，这种参与的增加便意味着动乱和暴力。”避免或减少公民政治参与的负面影响，自然不能靠压抑民众的政治参与热情和政治参与行为。唯一的办法就是加强和改进执政党对公民政治参与的领导作用，并对其给予正确的疏通和引导，以排除各种不利因素的干扰。而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发挥党的利益综合化功能和政治社会化功能。为此，就需要对公民的政治利益要求、愿望随时进行沟通和反映，对公民之间、不同利益团体之间可能出现的利益矛盾予以及时协调和化解；就需要不断对公民进行政治意识、政治价值和政治习惯等方面的灌输、教育和训练，在强化公民政治权利意识的同时，特别要强化他们的政治责任意识。使他们正确地认识、对待和处理自身的利益问题。
二、准确把握和深刻领会“扩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
从一个国家的政治发展的内在要求看，参与过度与参与不足都是有害的。参与不足的直接后果是民主政治基础的弱化与消解，而参与过度的后果，则是无序，给政治体系形成过强压力。当前。我国正处在现代化建设的关键时期和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时代，因而特别需要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扩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充分调动全国人民的积极性。从而把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前进。那么。准确把握和深刻领会“扩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中“扩大”之内涵和“有序”之意蕴就是一项非常重要的任务和责任。
所谓“扩大”一词之内涵，即在完善现有的公民政治参与方式的基础上，要不断探索出新的政治参与形式和政治参与方式，它既有“量”上的要求，也有“质”上的规定。从“量”上来说，一方面，它是指实际参与某一政治过程的社会成员在受或将受该政治过程影响的所有社会成员中所占的比率；另一方面。它是指公民个体政治参与的方式和渠道的个人使用量。即公民经常用一种方式或渠道，还是用多种方式或渠道参与政治。从“质”上来说，一方面，它是指公民政治参与所及的政治权力层次。政治过程中出现的许多矛盾和冲突，不是基层权力系统所能解决的，而必须求助于更高层次的权力系统。公民政治参与所能达到的权力系统的层次。直接关系到参政目的能否实现及实现程度。另一方面。则是指社会成员在政治参与过程中是否充分、自主。充分是指公民在政治参与过程中对该政治过程有清楚明白的认识，自己的意见、要求和愿望能够完整准确地得以表达。如果人们对该政治过程缺乏必要的认识或受蒙蔽、误导。也就不可能真正表达自己的愿望。自主主要指公民进行政治参与时完全出自内在的心理驱动，而不是出自他人的物质、精神诱惑或迫于压力而涉入政治过程。如果政治参与仅限于在领导人意志许可的范围之内，或者以对领导的决策一致通过、一致赞成为尺度，公民的政治参与仅仅履行“手续”，那么政治参与的价值和意义也就不复存在。事实上，公民只有自主地参与政治，才能促使公民关心与已有关的政治问题，并提出实现自己利益需求的方案，从而进行有效的政治参与。
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可以说绝大多数的社会成员都实施过与已有关的投票行为，或多或少地参与过政治。不过有多少人是充分、自主地参与政治，仍然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许多人参与政治的出发点不是基于政治过程对自身利益
的影响的正确评判，仅仅出自人的合群与服从的社会本性。当然，一定程度的合群与服从，对一个政治系统或组织的存在必不可少，而对有效地影响政治过程则于事无补。因为一个尚未动员起政治参与深度的政治体系是脆弱的或专制的，一旦公民要求充分而自主地参与政治时，该政治体系就有可能土崩瓦解。而且仅仅基于合群和服从的需要而实施某种行为，表明人们的意识被扭曲，需求被压抑，扭曲和压抑的累积结果便是人们寻求极端的手段来恢复常态。所以，扩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就要求我们从政治参与的广度和深度出发，做到提高政治参与者的数量和拓展政治参与对象领域的有机统一。做到提升公民政治参与的层次、丰富政治参与的形式、拓宽政治参与的途径的有机统一。
所谓“有序”的政治参与，是指公民以合法的形式、通过制度化的渠道、有节制地参与政治生活和影响政治决策的过程。这样的政治参与有利于维护社会的稳定，因而也容易为既存政治体系接受和倡导。首先，有序的政治参与是合法的政治参与。合法的政治参与和非法的政治参与是相对的。这里的“合法”包含着两层含义，它“既合乎法律规范又有社会支撑”。当然，符合法律规范的政治参与是合法的，它表现为有序的政治参与；不符合法律规范的政治参与是非法的，它往往表现为无序的政治参与。合法与合法性不同，政治参与是否合法与它是否具有合法性没有必然的联系，不合法的政治参与并不意味着没有合法性，因为合法与不合法是对既定的国家政权来讲的。民主革命对于专制政权来讲可能是非法的，但它的合法性却是不容置疑的。也就是说，非法的政治参与是否具有合法性与国家政权的性质、法律本身的性质是密切相关的。社会主义民主是大多数人的民主。社会主义法律是广大人民的意志，代表的是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在这种情况下，非法的政治参与就不可能具有合法性与正当性。我国公民的政治参与。只能是在法律的轨道上进行的有序的政治参与。
其次，有序的政治参与是制度化的政治参与。政治参与的制度化指公民参与政治的组织和程序等，通过政治主体参与行为的反复重现，作为行为模式固定下来的过程。合法的政治参与并不必然是制度化的，它可能通过制度化渠道进行，也可能通过非制度化方式进行。制度作为一种行为模式，其基本特点是比较稳定，人们对其产生的结果能够有一个合理的预期，因而制度化的政治参与是有序的。
最后，有序的政治参与是有节制的政治参与。现代民主都是代议制。一般公民主要通过自己的代表而不是亲自行使权力。这本身就要求他们对政治生活的参与是有限度的、有节制的。有节制的政治参与对政治体系的基本要求是它能够得到公民的高度认同。如果一个政治体系得不到公民的高度认同，存在合法性危机，即使没有达到崩溃的程度。也足以使它动荡不安，公民的政治参与必然是无序的。因而有节制的政治参与对公民的政治参与行为是有具体要求的，比如说，它要求公民参与政治时持有较适当的期望值。原因在于，如果期望值过高，而要求在参与后又没有得到满足，参与者就会产生挫折感，进而对政治体制产生不满，当这种情绪激化到一定程度就有可能使之在以后的参与中失去控制；它还要求公民在参与政治时必须始终保持理性。政治参与如果失去理性，既可能导致政治狂热，引发骚乱或暴力，使政治参与因过度而无序，又可能导致政治冷漠，使政治参与因不足而影响到民主政治的发展与完善。
三、发展不平衡的现实国情与公民政治参与推进路径的选择
我国是处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发展中国家，生产力水平不高，市场经济还不发达，物质条件仍然相对落后，这种状况客观地妨碍了广大人民群众有效地参与政治。同时，在我国的现代化进程中，随着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的逐步深入，各种利益群体在社会政治生活和经济运动中不断涌现、分化、组合。并且各自以最大限度的努力去适应社会变革的需要。力图实现和满足自己的愿望和要求。但利益满足的有限与主观需要的无限总是在矛盾的运动着，从而在客观上形成社会成员在占有社会资源、经济资源上的不平等，最终也必然影响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政治参与程度和水平，使得我国公民的政治参与存在着某些方面的不平衡。具体主要表现在城乡之间、大中小城市之间、发达地区与不发达地区之间公民政治参与意识和能力发展程度的不一致；政治参与结构的不平衡即不同阶层、群体和从业者的政治参与意识和能力存在着差别；政治参与要求和实际参与能力的不平衡，如农民有较高的政治参与热情但参与能力却低，而很多有较高参与能力的人却又不愿意参与政治等。因而，在选择我国公民政治参与发展道路时必须立足于社会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国情。
从民主的性质来说，社会主义民主是最好的民主，无论在民主主体的广泛性方面，还是在民主内容的全面性方面，抑或是在民主权利的真实性方面都表现出了它的先进性，这是资产阶级民主所无可比拟的。但从民主的发展状况而言。现实的社会主义民主发展程度还不高，还不能与其民主性质的要求相适应。原因在于，我国市场经济体制还不完善。民主政治机制还不健全，精神文明发展还不平衡，许多人还缺乏建立在一定的经济利益基础上的独立人格和自主意识；政治体制高度集权的弊端还没有根本消除，国家和社会的治理还没有完全摆脱人治的局面，人们的公民权利的真实享有和充分行使还缺少足够的物质保证，而且科学文化水平的提高与社会发展的实际需要还有一定差距，思想道德领域的净化还需要付诸艰苦卓绝的努力。这表明，性质最好的民主并不等于已经实现了高度的民主，我国社会主义民主建设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在这个过程中，人们可以通过历史比较、现实观察、实践探索、理论思考来认识和把握客观规律。在自觉尊重客观规律的基础上充分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以达到自己的预期目的。但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人们都不可能超越客观规律的限制为所欲为。如果脱离实际，仅仅按照人们的主观愿望去设计民主方案，并让其一步到位，那么这种民主方案就会因缺乏与之相适应的经济政治文化基础的支撑而悬空。在这种情况下，民主建设不仅达不到预期目的，甚至还会导致社会政治秩序的紊乱。在世界民主化进程中，一些发展中国家虽然可以轻而易举地制定出一套体现民主原则的政治制度和法律制度，但由于人们的思想观念仍旧停留在传统的阴影之中，传统的习惯势力在政治领域中继续保持着主导地位，因而使法律明文规定的权利许诺无法兑现，民主化往往被看作是少数人的目标，很难转化为人们的自觉行动。
我们知道，在一个封闭的社会里，人们民主意识的产生或来自对社会内部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的体认，或来自社会内部民主政治生活的熏陶，或来自反映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的民主理论的启迪。很明显，在这种情况下，是谈不上民主意识超前的。而对于一个开放社会，特别是刚刚从封闭状态走向开放的社会来说，如果其内部民主发展程度较低，与外界民主发展程度形成了明显的落差，那么外界的民主思想文化就会
大量地渗透进来，并直接催化人们民主意识的形成，从而使民主意识与它所反作用的现实产生某种脱节，即民主意识超前。从我国总体情况来看，由于我们长期抑制市场经济的发展，使自然经济还相当普遍地存在着；由于我们长期放松民主政治建设，使整个国家民主政治生活还缺乏一套健全的机制；由于我们长期忽视基本制度的完善，从而忽视与此相联系的民主理论的研究，因而尽管改革开放20年来我国民主政治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无论是社会的民主发展程度，还是人们的民主参与意识都还处于较低的水平。即总体上不存在民主意识超前的问题。当然，由于我国的经济文化发展不平衡，确有一些地区、一些行业的人们具有较强的民主意识，但这与它所由产生的客观实际是相适应的，因而同样不存在民主意识超前的问题。对此，如果我们用绝对一致的尺度去衡量、去要求，而不是根据不同情况采取不同对策因势利导。那么，我们不仅难以推进整个国家的民主政治建设，而且还会为一种实际上不存在的民主意识超前的幻影所迷惑、所困扰而忽视对普遍存在的民主意识淡薄问题的解决。
四、推进我国公民政治参与的根本原则和具体要求
扩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必须契合我国实际，走循序渐进的发展道路。这种实际、这条道路就是中国特色。而道路确定后，摆在政治体系面前的首要任务就是要对公民政治参与的推进路径进行设计，即明确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的根本原则和具体要求。
首先，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必须坚持以下三个根本原则。第一，避免“一刀切”，坚持差序参与的原则。也就是说，同一社会中的不同公民，在政治参与的态度、政治参与的能力、政治参与的内容、政治参与的形式、政治参与的层次等诸多方面都是存在差异的。因而，在推进公民政治参与的过程中，我们要始终注意因地而异，即考虑不同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与社会发展情况；要因人而异，即考虑同一公共政策面对的不同对象的不同态度；要因事而异，即考虑到不同公共事务对社会的影响程度。第二，以维护社会稳定为前提，坚持适度参与的原则。也就是说，公民政治参与的度必须与国家的经济和政治发展的程度相适应，参与过度或不足都会对政治体系形成挑战。如果政治参与过度，超过了社会和国家所能承受的能力，就会发生“参与爆炸”，导致社会不稳定；反之。如果政治参与不足或缺失，则会促使公民主体性萎缩，造成国家与公民的隔膜，从而使国家社会生活运作全部靠国家强制力量来支撑，这就可能导致一些非理性行为和高昂的政治成本。所以我们扩展政治参与的速度与强度必须与社会可承受的力度相适应。同时，公民政治参与的度必须与人民群众自身的素质相适应，因为如果人们对所处政治系统中的所有目标缺乏相应的认知并且在情感和评价上呈现低取向时，一味的鼓励、扩展公民的政治参与，只会导致一些无效的形式主义，一旦失控同样导致政治不稳定。第三，以建设政治文明为目标，坚持合法参与的原则。这里的合法性不仅指参与行为要有法律依据，而且指参与方式要合乎法律规定。公民的政治参与活动要以维护现有的根本秩序为前提，依法进行参与。但是，有时合理的参与方式并不“合法”，即在实际生活中，存在着一些没有经过正式法律的认可，但却为道德和习惯所认可的政治参与。这就需要我们在充分保障宪法和法律赋予每个公民政治权利和自由的基础上，要善于吸纳公民政治参与过程中所创造的合理的政治参与的内容、方式和途经，并用明确的法律规定的形式将其固定下来，做到有法可依、依法参与，从而防止公民寻求制度外的参与，以免增添社会不必要的成本。
其次，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必须落实以下四个具体要求。一是必须引导公民建立合理的政治参与动力机制。我们要承认利益动机的合理性与可取性，将公民意识的教育与培养提升到政治社会化中来，通过政治社会化的途径，使公民对自身享有的法定权利和义务有自觉的认识，对于政治系统和政治现象、对于国家的制度、法律、法规等形成自觉的政治认同，从而最终形成积极的政治参与心态。二是必须加强公民政治参与的制度建设。因为只有使公民政治参与的意愿得以通过制度化充分表达，使不同集团的利益得以通过民主程序协调和整合，才能引导公民理性的政治参与。应该说，我国公民政治参与的基本制度框架已初步形成，但由于体制的配套性差，制度化程度低，所以在落实到具体操作环节上时，往往停留在空泛的原则上。所以我们要将公民政治参与的形式、内容用制度化的形态予以明确规范，建立健全政治参与体制，并完善相应的配套措施，从而使公民的政治参与得以具体贯彻实施。避免参与的随意性与偶然性。三是必须疏通和拓宽公民政治参与的渠道。我们知道，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现代社会的总体发展趋势是异质化水平不断提高，社会不断趋于分化和专门化，社会不同群体与个体在职业经历、生活方式乃至人生观、价值观呈多元化发展趋势。所以，为了整合这种现象。社会就要以尽可能快的速度为各种利益群体与个体提供合法而有效的手段，这就需要在继承、完善原有的参与渠道时努力再造新的政治参与渠道，要以尽可能快的速度为社会各阶层上传政治愿望和要求。保证政治参与渠道的畅通。四是必须提升公民政治参与的层次。公民政治参与是分层次的。有基层、中层和高层的政治参与。对基层民主政治的建设已越来越引起中央决策层及理论界人士的重视。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扭转了这样一种态势，那就是一味强调选举党和国家领导人层次的参与，但却忽略了中国公民实际政治参与意识和参与技能的差距。当然发展基层组织层面的政治参与，不是民主政治建设的最终目的，我们的最终目的是为了让人们在实际参与中受到教育，培养起民主意识，提高知政、议政和参政的能力，增强自己的主人翁责任感和对社会主义国家的认同感。从而为公民高层次的政治参与创造成熟的政治条件。这就需要当人们具备较高的政治参与技能时。及时提升人们的参与层次，使公民对整个国家和政府的政治输入和输出过程进行政治参与，加大人们对代议制政府下的公共机构的控制力度和强度，提高整个民主政治制度发展的合法性和有效性。
责任编辑 秦玉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