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访拥有150年历史的新疆民族乐器村

沿着新疆盖孜河峡谷走到“塔克登巴什”这个路牌前，一条往东的简易公路出现了。从这里继续前行，便进入阿克陶县境内。

从整个地势来看，如果把帕米尔高原比作一件衣服，那么，阿克陶县就像一枚纽扣，将东边的叶城与西边的塔吉克斯坦、阿富汗连接起来，又将南起和巴基斯坦交界的红其拉甫与北边的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阿合奇县连接起来。这枚纽扣历来被中国政府和邻国重视，也一直存在边界纷争。直到2002年，中国和塔吉克斯坦才确定了双方边界。

阿克陶县县城小而干净，几分钟就能走完主干道，但它深藏的人文历史却因为少有人关注而显得格外神秘。无论是我国古时西行取经的玄奘、法显，还是西方探险家斯文·赫定、贡尔纳·雅林等人；无论是民国时期带有政治、经济、文化考察使命前往新疆的黄慕松、谢彬，还是当代作家周涛、张承志、沈苇等人，他们都和当年那些行色匆匆的路过者一样，没有在阿克陶做过多停留，致使这片土地在东西方有关帕米尔高原的文字中，几乎是一片空白。

从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到喀什，途中要经过阿克陶县和疏附县。离开阿克陶县后，我不时看看随身携带的海拔表，发现海拔已经越来越低。沿途看到的不再只是骆驼和马，还有越来越多的毛驴。尤其是进入疏附县城，许多人牵着毛驴或赶着毛驴车慢悠悠地在大街上走着，汽车也只能给毛驴让路。那真是一个毛驴的世界，拉着车子、载着主人行走在城乡不同路面上的毛驴，看上去似乎要比内地的毛驴快乐，撒着欢、迈着轻快的脚步。很多作家撰文赞扬新疆的库车、和田等地的毛驴，而疏附县因为地处偏远，这里的毛驴和这个县城一样，远远地躲在人们的视线之外。

“麻赫穆德·喀什噶里”年

在疏附县，我的脚步放慢了，不是因为这里有介于高原和谷地之间过渡地带的景色，而是因为这里曾经诞生了一位对整个亚洲穆斯林世界产生重大影响的先哲——维吾尔族语言学家麻赫穆德·喀什噶里。

2008年，时值麻赫穆德·喀什噶里诞生一千周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把这一年定为“麻赫穆德·喀什噶里”年。那时，我心生疑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怎么会将一个中国穆斯林学者尊崇到如此高的地位？这究竟是一个怎样的人？他的影响力从何而来？

11世纪中叶，整个帕米尔高原被崛起的喀喇汗王朝统治，这是中国第一个整体皈依伊斯兰教的王朝，王朝的大汗是穆罕默德·伊本·优素甫·喀迪尔汗布格拉，他的长子胡赛音·伊本·穆罕默德出生于今伊塞克湖东南沿岸一带的巴尔思罕城。胡赛音·伊本·穆罕默德长大后从巴尔思罕移居到今喀什地区的疏附县乌帕尔乡一带，他的儿子麻赫穆德·喀什噶里就出生在乌帕尔乡阿孜克村。公元1058年的一天，大汗的王妃在一场宫廷宴会上下毒，致使大汗死于这场变故。之后，王妃的幼子伊卜拉欣登上汗位。

麻赫穆德·喀什噶里在得知王妃下令追杀他的消息时，匆忙逃离王室，开始了长达15年亡命于帕米尔高原及其四周的突厥部落的生涯。这为他后来接触、调查和记录、研究许多突厥部落的语言、风俗、民情提供了良好的机会。

当麻赫穆德·喀什噶里从帕米尔高原到阿拉伯半岛的两河流域时，古老而充满文化韵味的古城巴格达接纳了这位风餐露宿多年的学者。当时的巴格达被西迁的塞尔柱突厥人所占领，出身于喀喇汗王族的塞尔柱苏丹国王后托尔坎哈敦在亲自接见这位学者时，被他的坎坷经历和学术精神所折服，她热情地邀请道：“尊贵的学者，请您留下来吧，这里安逸的生活会洗尽您满身的沧桑和疲惫。这里更需要您的学问和您一道留下！”

麻赫穆德·喀什噶里答应了王后的邀请，在巴格达一处安静的住所里开始了两年艰辛的笔耕生活，并最终编纂成了突厥语巨著《突厥语大词典》。

《突厥语大词典》为我们提供了11世纪后期突厥诸部落的语言、文字、人物、历史、民俗、天文、地理、农业、手工业、医学及政治、军事和社会生活等各方面的丰富知识，甚至连神话传说、儿童游戏与娱乐体育等也涵盖在内，可说是当时中亚的一部百科全书。同时，麻赫穆德·喀什噶里优美的文字，使得一部枯燥的辞书充满了浪漫的文学之美，仅书中收录的277首诗歌片段就可显现他的文学功底。

中国新疆民族乐器村

在疏附县吾库萨克乡的中国新疆民族乐器村，我一下子又从《突厥语大词典》的肃穆中抽身而出，进入另一个世界。

在那个生产民族乐器历史已有150年的小村子，如果没有村民的讲述，那一排排即将制成的和已经制成的、凌乱地摆放在作坊里的乐器，我根本分不清哪个是胡西塔尔、哪个是弹拨尔。这个村子的村民几乎全是能工巧匠，他们制作的都它尔、热瓦普、手鼓、胡西塔尔等五十多个品种的乐器畅销国内及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等，部分小型纪念品乐器还畅销欧美等地。弹拨尔却几乎都是销往新疆的中部、东部地区。

电影《冰山上的来客》中那句经典台词“卡拉让我把这个交给一个叫杨排的人”里的“这个”，就是维吾尔族最常用的乐器热瓦普。新疆民族乐器村里，“镇村之宝”就是一把全长三米多的热瓦普。

在新疆民族乐器村里，可谓家家都是一个乐器坊。每户人家的院子里都堆满了各种大小不等的木头，木头的旁边则是刨好的各种光滑的木棍和一些薄薄的木板。房子外面，那些做成了的乐器，何尝不是一个民族乐器展览馆！村子里的孩子大多说着不太流利的汉语，给我介绍各种乐器的价格、性能及艺术效果。走进一位不便透露其姓名的老艺人家中时，他正教孙子给一把已经完成木工部分、开始漆工程序的弹拨尔上漆。那个画面让我感受到了一种古老的工艺，是怎样在一代代民间艺术家手中传递着那把永不湮灭但却越来越弱的艺术之薪。在村子里，做好的弹拨尔最便宜的一把能卖200元人民币，好一点的弹拨尔能卖到2000元，而到了乌鲁木齐，价格会翻好几番。

老人在下午暖暖的阳光下，仔细地教孙子干活，他的话及他教孙子的动作都犹如下午天空上缓缓移动的太阳，“这是一件快不得的事情，是把时间装在里面的活儿，做一个弹拨尔，最快也要10天，再快就成了骗人的东西了，做出来的弹拨尔就不好听了”。和老人在一杯茶香中慢慢聊天，才知道做一件弹拨尔，需要的工序很复杂。

汉唐年间，随着丝绸之路的繁荣，地处丝绸之路上的各个绿洲城市也随即经济繁荣、文化昌盛。来自波斯高原的四弦曲颈梨形琵琶沿着丝绸之路进入西域，被西域工匠们加以调整和改造，成了当时西域强国中的龟兹古国的宫廷乐器，这是新疆克孜尔千佛洞壁画上绘有史籍记载的“龟兹琵琶”“胡琵琶”，也就是弹拨尔最早的雏形。西域的乐师们东进长安时，将龟兹琵琶带进这座当时世界上最大的都城，一下子引领了当时的乐器风尚。新疆民族音乐学家周菁葆先生考证后，在他的《丝绸之路的音乐文化》一书中认为，在古代波斯，“长颈乌德”，被称为“sentar”，在阿富汗则被称为“Tambur”，翻译成汉语，则大体可以译为“沙塔尔”“弹拨尔”。

龟兹琵琶被前来长安学习的日本乐师带入日本。《琵琶渊源》里记载：日本正仓院中有三种琵琶，分别是四弦琵琶、五弦琵琶和阮咸。其中四弦曲颈梨形琵琶便是源于伊朗，经西域工匠改良的琵琶也就是较早的弹拨尔。拿村里老人的话说：“你们汉族的琵琶，和我们的弹拨尔、都它尔、沙塔尔、热瓦普，不就是一个爸爸妈妈的几个孩子嘛！”

后来，我到库车，再次在龟兹古乐的海洋中徜徉时，又有了一次亲近弹拨尔的机会。那是一条土路，从新疆阿克苏地区的库车县通往乌恰镇，两边的平房显示南疆生活朴实但略显落后的面貌，院墙上是一株株于阳光下懒洋洋的葡萄树枝，好像一个临界于困眠状态的母亲，下意识地伸出自己的手臂，围搂着自己的孩子。院墙和整个路面甚至整个村庄被包围在这种懒洋洋的氛围中，我放慢的脚步也是对这种静然表示该有的敬意，突然，一种美妙的乐器声打破了这种宁静——弹拨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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