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读后

《清代学术概论》是梁启超研究学术史的一部名著，1920年一出版就倍受读者的欢迎。在短短6万余字的篇幅里，作者对清代二百多年的学术发展作了全景式的勾勒，涉及清代几乎所有的学者和著作，即使在今天，此书仍被认作是了解清代学术文化史的入门必读书。回顾梁启超对清代学术史的研究，无疑对思想史的研究具有启发意义。

一、“时代思潮”论

梁启超对清代学术史的研究是以“时代思潮”为着眼点展开的。在本书开篇，著者认为时代思潮的形成与历史环境、人们的价值观及心理取向有一定关系。因此他将清代考证学与汉之经学、隋唐之佛学、宋明之理学并列为独立的学术思潮加以研究。

在全书中，梁启超将清代学术分为四个时期：一、启蒙期，以顾炎武、阎若璩、胡渭等人为代表。他们针对晚明王学极盛之后，学者束书不观之弊，以经世致用的实学相号召，治学规模宏大。二、全盛期，以惠栋、戴震、段玉裁、王念孙、王引之等人为代表。由于受到文字狱加上“学者社会”风气的影响，他们走上考据学道路，治学以实事求是、无征不标榜，失去经世致用的目的，末流甚至为考证而考证、为经学而经学。三、蜕分期，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随着社会危机的加深，这些学者治学秉承启蒙期经世致用的宗旨，“借经术以文饰其政论，颇失‘为经学而治经学’之本意，故其言不昌，而转成为欧西思想输入之导引。”(《清代学术概论》，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6页，以下仅标页码)四、衰落期，蜕分期也是衰落期，俞樾、孙诒让是这个时期的最后大师。综观这四个时期，梁启超认为它们代表了“复古”的四个阶段。“第一步，复宋之古，对于王学而得解放；第二步，复汉唐之古，对于程朱而得解放；第三步，复西汉之古，对于许郑而得解放；第四步，复先秦之古，对于一切传注而得解放。”(第7页)

梁启超在本书中，以时代为经，以学派、学者为纬，论述清代学术发展的轮廓，涉及经学、史学、小学、金石学、地理学、校勘学、辑佚学、文学、哲学等各个方面。他对清代学术的四阶段分期，是对清代学术史发展规律的尝试性归纳，在考察不同阶段的兴衰衔接时，注重揭示内在因果关系，对启蒙期的兴起、全盛期的出现、衰落期的分裂等原因，尝试从学术发展自身规律以及政治、社会对学术的影响进行综合考察。在对清代主要学术流派和学者分析评价时，注重论述思想渊源、学术师承。梁启超的这种论述方式，有助于后学对清代学术发展内在理路的认识。

二、汇通中西

梁启超生活的时代已不再是闭关锁国的时代，随着西学的不断传人，中国的思想界不可避免地遇到如何处理中西文化关系的问题。梁启超在对清代学术进行研究时明显具有汇通中西文化的意识，这使他在思考中西文化关系问题时走在时代前列。

《清代学术概论》本意是为蒋方震《欧洲文艺复兴时代史》作的序文，由于成稿后篇幅过长，遂独立成书。在梁启超看来，中国清代是与西方“文艺复兴”类似的时代，推究其用意则是“校彼我之短长而自淬砺也”(同上，《自序》，第1页)，说明梁启超对中国固有学术文化是认同的、自信的，但另一方面，也不盲目自大，而是主张中西文化互相沟通、比较而共进。在他看来，清代思潮“其动机及其内容，皆与欧洲之‘文艺复兴’绝相类”(同上，第3页)。对于他的这种一家之言，我们需要肯定的是他以开放的眼光面对问题的意识，至于是否如其所言“绝相类”，值得商榷。“清代思潮”与欧洲“文艺复兴”本质绝然不同：清学生存发展的环境是中国封建文化，文艺复兴则是资本主义文化的萌芽；清学更多表现为一种治学方法，文艺复兴则有思想解放意义。梁启超本意欲将中西文化作一类比汇通性地阐释，不料却因此反映了他对于西方文化的理解尚不够深入，存在一定偏颇。

在论述一些具体问题时，梁启超也有意识地汇通中西文化。他认为晚明理学的弊害有如欧洲中世纪黑暗时代的基督教，“能使人之心思耳目皆闭塞不用，独立创造之精神，消蚀达于零度”(第9页)。在对清代一些学者作评价时，他也将之与西方学者进行比较。他认为颜元“其学有类似罗马之‘斯多噶派’”(第20页)。在评价阎若璩《尚书古文疏证》、胡渭《易图明辨》在思想学术界产生的影响时，同达尔文《物种起源》、雷能《耶稣基督传》在欧洲思想界的震动进行比较，以肯定阎若璩、胡渭之书在中国学术史上的价值。

梁启超依据其对“西学”的了解，在论述清代学术发展时，有意识地汇通中西文化进行阐释，往往注重的只是中西文化形式上的雷同。在对中西文化相异原因进行分析时，也有他的一家之言。他的这种意识契合了时代赋予的重任，尽管在某些问题的看法上还有争议，但他仍不失为自觉对中西文化进行比较的先驱，而且对国人进一步了解研究西方文化也作出了一定贡献。

三、“科学精神”

梁启超汇通中西的重要成果，即是对“科学精神”的高倡。在《清代学术概论》一书中他多次提到“科学精神”、“研究方法”，认为二者是清代考据学取得巨大成绩的重要因素。在论述总结清代学者的治学成绩、方法和精神时，我们看到了他利用近代科学精神以及演绎、归纳的逻辑方法，以便客观真实地考察清代学术文化的发展。

梁启超在书中认为，清代研究学术，颇具“科学精神”。这种科学精神的程序是：“第一步，必先留心观察事物，觑出某点某点有应特别注意之价值；第二步，既注意于一事项，则凡与此事项同类者或相关系者，皆罗列比较以研究之；第三步，比较研究的结果，立出自己一种意见；第四步，根据此意见，更从正面旁面反面博求证据，证据备则泐为定说，遇有力之反证则弃之。”(第62页)这就说明梁启超对归纳、演绎等逻辑方法有一定认识，并自觉将其运用到对清代学术的研究中。在评价学者的学术成就时，他常以“科学精神”和“研究方法”为标准。他认为顾炎武之所以成为清代学术的开山，主要在“其能建设研究之方法而已”(第11页)，王夫之的治学方法在他看来，“已渐开科学研究的精神”(第19页)。他高度评价戴震在学术史上的地位，也与戴震“善疑”、“求真”的“科学精神”分不开。

梁启超对全盛期正统派学风特色的归纳总结，一直受到后来学者的重视。他将其归纳如下：“凡立一义。必凭证据”；“选择证据，以古为尚”；“孤证不为定说”；“隐匿证据或曲解证据，皆认为不德”，“最喜罗列事项之同类者，为比较的研究，而求得其公则”；“凡采用旧说，必明引之”；“所见不合，则相辩诘”；“辩诘以本问题为范围，词旨务笃实温厚”；“喜专治一业，为‘窄而深’的研究”；“文体贵朴实简挈”(第47页)。梁启超的这些结论是在总结清代学者研究方法、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得出的。它本身就体现了一种科学精神。至于他对清代学术思潮的整体把握、内在因果关系的论述以及发展阶段的预测，也是“科学精神”的重要体现。

梁启超在评价学者的学术地位时，以学者一生的研究成果向读者客观展示，而不空作论断。在评价康有为时。既肯定其对今文学运动的作用，也批评他妄加论断的缺点。在评价自己时，不惜“以现在执笔之另一梁启超，批评三十年来史料上之梁启超也”(《自序》，第2页)。梁启超这种自觉以客观态度评价自己的精神是值得嘉奖的。梁启超对清代学者“科学精神”的高倡，对学者和他本人客观如实的评价，是他治学精神的反映，并使《清代学术概论》的学术价值有了可靠保障。

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以“时代思潮”解剖清代学术发展的内在理路，使后学对这段学术发展史“知其然，知其所以然”；以开阔的胸襟处理中西文化交流时期面临的现实问题，表现了一代学者勇于担当的风范；对“科学精神”的高倡，则是他本人治学客观求实精神的反映。正是以上三点使梁启超在清代学术史的研究上作出了开拓性贡献，《清代学术概论》也不枉称一部经典名著。

(作者单位：陕西省西安市西北大学中国思想文化研究所，7100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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