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陈平原90年代学术研究的考察

内容摘要：作为晚近三十年来最为活跃的学人之一，陈平原的治学思路和方法颇受学界关注。自90年代以来其以开阔的视野和敏锐的眼光，不断调整研究对象，从晚清到现代，从文学史到学术史、教育史、思想史、文化史诸多方面，融学术、思想、教育为一炉，开辟研究的新方向。追踪他的学术思路，可了解学界的发展进程，又能得到有益的启示。

关键词：陈平原 90年代 学术研究

作为晚近三十年来最为活跃的学人之一，又居处于北京大学这样一个人文研究的重镇，我们无法漠视学者陈平原的存在。他的治学思路和方法颇受学界关注，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他以开阔的视野和敏锐的眼光，不断调整研究对象，从晚清到现代，从文学史到学术史、教育史、思想史、文化史诸多方面，开辟研究的新方向。走近他的研究，追踪他的学术思路，从中既可了解学界的发展进程，也能得到有益的启示。

考察陈平原在90年代的学术研究及转向，还需了解其在80年代的学术贡献和对学界产生的影响。1985年，陈平原和黄子平、钱理群一同提出了“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命题。这一命题表面上看不过是文学史分期的一种意见，但实际上，这一概念的提出关系到一系列重大问题，如文学与时代、文学与政治、文学与历史事件以至文学本身一些特点和内在规律等。它的新意在于强调文学史研究的“整体意识”，即一方面把研究对象置于“中国古典文学传统”和“本世纪的世界文学总体格局”的两大背景之中，另一方面打破“文学理论、文学史、文学批评”三个部类的割裂，从而以一种更为宏观的文学观念实现中国现代文学史叙述框架的突破，将被意识形态人为割裂的文学传统接上“五四”的血脉。可以说，这一命题对于过去既有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史观、构架、叙述重点和叙述方法都提出了有力的挑战。也正因此，这一命题的提出，引发了对于“文学史研究的方法论问题”的讨论，成为重新认识中国现代文学史乃至重写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先声。这一观点和思想后来被学界广为接受，以至今天已成为许多大学中国现代文学史课程的基本框架。

在提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概念之后，对学界进一步产生影响的是陈平原的博士论文《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陈平原引入了西方的叙事学理论，试图从叙事时间、角度和结构三个环节考察西方小说对中国小说现代化进程的启迪。陈平原的研究价值不仅在于引进和简化西方的叙事学理论，使之适用于中国小说，还在于其分析得出“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基于两种移位的合力”的理论构想：第一，西洋小说输入，中国小说受其影响而产生变化；第二，中国小说从文学结构的边缘向中心移动，在移动过程中汲取整个传统文学养分而发生变化。他把西方小说的启迪和传统文学的创造性转化作为论述的重点，从而考察中国小说的现代化进程这一核心问题。《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堪称是第一次从叙事模式的角度探究中国小说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给学界耳目一新的感觉，陈平原对传统文学创造性转化的独特理解尤为学人们所称道。

进入90年代，一度作为“显学”的现代文学研究失去了与社会现实的紧密关联，社会中心的位置不断被边缘化。生存环境、文化环境和学术环境都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学者认真反省当下的学术思潮，清理中国近百年来的学术传统，为下一步学术研究探寻出路，这不仅是一种主观上无奈的选择，也是一种客观的需要。对此，陈平原说： “不否认在这个时候谈论学术史研究，有对80年代中国‘学术失范’纠偏的意图。单用‘束书不观，游谈无根’来概括80年代中国学界，起码是不公的。我更愿意将学风的‘浮躁’与‘空疏’归结为旧规范的失落与新规范尚未形成。”[注释：陈平原：《学者的人间情怀》，珠海：珠海出版社，1995，p26]针对80年代学术“失范”导致的“学风空疏”，而选择学术史研究来“补偏救弊”、“推陈出新”，是陈平原回应危机的策略。

自1990年起，陈平原在继续治小说史的同时开始了关于“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的研究。学术史的主要功能，陈平原认为，并不在于“对具体学人或著作的褒贬抑扬，而是通过‘分源别流’，让后学了解一代学术发展的脉络和走向”，在亲手触摸“学术传统”的过程中，不仅可以“免去许多暗中摸索工夫”，而且可以“获得一种学术境界”[同上，p37-39]。陈平原对学术史功能的认识，不仅是对针砭学界弊病开出的药方，还包含着对80年代的反思和90年代的期待。

1998年，陈平原花费六年多心血的的专著《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这本著作为学术史研究奠定了极为厚实的基础。在这部著作中，作者“选择清末民初三十年间的社会与文化”，“展现中国学术转型的复杂性，尤其是发掘被压抑、被埋没的声音，挑战已经相当严密的以西学东渐为代表的‘现代化’叙事。”[陈平原：《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P2]此种思路决定了这部著作是以问题为中心的专题研究。具体地说，作者选择章太炎、胡适这两个在思想史上处于“枢纽”位置的人物为分析个案，侧重考察他们与有清三百年学术传统的关系。在对清代学术传统的辨析中，他通过对胡适、章太炎学术思路的清理，来分析他们对于“求是”与“致用”、“官学”与“私学”、“学术”与“政治”、“专家”与“通人”、“治经学”与“治子学”等一系列矛盾的选择和倾向性，进而讨论传统国学在“走向专门家”之路所作的自我调整及所面对的两难困境。这既是对学术和历史的考辨，又体现了对现实语境的关注和思考。即如他自己坦陈：“当我在面对历史时，压在纸背的心情是如何理解90年代以来中国学界发生的巨大变化。”[查建英：《八十年代访谈录》，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P144]作为从80年代中走出来的学人，陈平原强调的是，不能将80年代理想化，而应在积极地理解和继承80年代学术传统的基础上，更加主动和自觉地寻找新的历史文化环境中的学术出路和学术规范。

在并不轻松的学术史研究阶段，陈平原的收获是全面而丰厚的： 专著《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和《文学史的形成与建构》 、论文《作为文学史家的鲁迅》、杂感集《学者的人间情怀》、主编《学术史研究丛书》和主持《学人》集刊等。这些成果从不同的侧面讨论了现代学术的形成和发展的历史。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其研究的核心仍围绕着“学术史上的‘文学史’这一视角”，反映了陈平原“将学术史研究作为一种自我训练，回过头来重新建构文学史的意向。”[陈平原：《文学史的形成与建构·小引》，桂林：广西教育出版社，1999，P2]而且陈平原的学术史研究自觉地贯穿了整体意识。他是把学术史放到整个思想史、文化史背境下来考察的。他研究的康有为、梁启超、王国维、章太炎、蔡元培、鲁迅、胡适、顾颉刚等是作为个体的学者，但他是把这些个体的学者摆入特定的思想文化环境中，特别是摆入整个中国学术史的流程中来研究，既探讨他们对传统的继承与革新，也研析他们对后人的影响和启迪。到这里，或许可以理解陈平原作为一个现代文学博士为什么其研究既超越了“现代”的限定，也超越了“文学”的范围。因为，在整体意识的眼光下，“现代”与它的过去和后来是相联系的，“文学”并不是孤立存在的现象。

90年代中期以后，陈平原的学术又进入了一个既相异又相关的领域——大学教育史研究。这虽然与他大学教授的身份，以及北京大学在现代中国思想史、文学史与教育史上的特殊地位分不开。但是，陈平原研究教育与他研究刊物、出版等媒体一样，并非其学术主干的旁逸斜出，而是他一贯学术思路和趣味的延续的结果。正如陈平原自己所说：“我之关注北大，从最早的研究‘五四’新文学，到近年撰写现代中国学术史，再到逐渐逼近作为现代知识生产基地的大学制度。文学史——学术史——教育史，这互相制约的三角关系，是我目前最为关注的课题。老北大因其一身三任，不只纠葛复杂，而且影响深远，特别适合作为我的研究个案。”[陈平原：《北大精神及其他》，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0，P370]中国大学百年，不管是作为话题，还是作为文章，都是为陈平原所关注。在他看来自己从学术史转入教育史乃顺理成章之事，“从事学术史、思想史、文学史的朋友，都是潜在的教育史研究专家”，而 “大学制度的建立，包括其蕴涵的学术思想和文化精神，对于传统中国的改造，更是带根本性的。”[同上，p222。] 现代大学制度不仅影响了人才培养模式的形成，而且还影响了学科体制的形成。陈平原站在学术史高度来反观学科建设，于是文学史、学术史、大学教育史之间的联系便置于其视野之下，1999 年出版的《文学史的形成与建构》更将三者构成“互联网”来进行深入分析。

陈平原在90年代的学术研究领域从小说史走向学术史再走向大学教育史，不仅在时空的交错、内容的互渗中，将学术、思想、教育三者融为一炉，而且还可从中看到陈平原从学科史走向学术史，然后又站到学术史高度反观和重构学科史的意向。在这几条交错行进的轨迹中，人们不仅领略了陈平原如何走出自己的学术之路，而且看到了学术史研究所带来的视野拓展和高屋建瓴的站位。

于强，新疆师范大学文学院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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