湾区经济：国际步伐与中国格调

报告》中指出，“要推动内地与港澳深化合作，研究制定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发展规划，发挥港澳独特优势，提升在国家经济发展和对外开放中的地位与功能。”这是“粤港澳大湾区”首次写入国家政府工作报告，也标志着粤港澳大湾区正式升级为国家战略。

粤港澳大湾区完全可以算得上全球湾区经济的“第四极”。资料显示，面积为5.65万平方公里的粤港澳大湾区覆盖了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惠州、东莞、中山、江门、肇庆九个城市和港、澳两个特别行政区，人口达6765万，经济总量超过1.4万亿美元，对外贸易总额超过1.8万亿美元。

从大区域来看，粤港澳大湾区主要是以珠江湾区为核心，同时还包括大鹏湾区、大亚湾区等一些外围湾区；正是由于湾区群的存在，粤港澳大湾区范围内形成了两个层次的港口群，即以香港港、深圳港、广州港为阵营的三个世界级港口群和以东莞港、珠海港等为主体的国内大型港口群，每年集装箱运输的吞吐量超过6500万标箱。

作为粤港澳大湾区的核心节点，湾区内还排列着由香港、广州与深圳组成的世界级大都市阵容，以及以广州为顶点，佛山、中山，珠海为西翼，东莞、深圳、香港为东翼的“A字型结构”豪华城市集群，同时有肇庆、江门与惠州分别作为左右策应的城市编队。另外，从粤港澳大湾区出发，往东是海峡西岸经济区，往西是北部湾经济区，往北是湖南、江西以及广阔的中国中部城市群。这样以粤港澳大湾区为核心，以厦门湾区为东翼和北部湾区为西翼，就可形成“一核引领、双翼齐飞”的发展态势，并带动江西、湖南、贵州、云南、四川等大腹地的经济拓展。

在向腹地辐射出强大的外溢效应的同时，粤港澳大湾区同时能得到广袤腹地的牢固支撑。首先是香港以东南沿海地区作为生产加工的腹地，并向内地扩展，构成“双层腹地”格局；其次广东省内汕尾、汕头、揭阳、河源、阳江等地对应广州、深圳、东莞、佛山组成的珠三角核心区，组成了广阔腹地；第三个层次粤港澳大湾区腹地可以延伸到福建、广西、海南和台湾，以及毗邻地区的江西、湖南、贵州、云南、四川等区域，在获取足量资源要素的同时，完成产业聚集与转移。

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先行地区，粤港澳大湾区坐拥着珠三角这一全球知名的加工制造基地和产品出口基地，目前除形成了石油化工、服装鞋帽、玩具加工、食品饮料等中低端产业集群外，还形成了通讯电子信息产业、新能源汽车、无人机、机器人等高端产业集群；另外，受香港的金融服务、航运服务和澳门的旅游服务、文化创意服务以及深港现代服务综合示范区等多元力量的驱动，粤港澳大湾区三次产业占比超过了80%，由此形成了粤港澳大湾区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双轮驱动的产业体系。

完善的金融服务体系在粤港澳大湾区也得到了较为饱满的铺展。除了香港作为国际知名金融机构的汇集地之外，粤港两地还有香港证券交易所和深圳证券交易所；值得期待的是，不久前中央已批准南沙成立商品期货交易所，联同深圳比较成熟的风险投资中心和广州比较成熟的商业银行中心以及澳门和珠海的债券市场、资产管理特色，粤港澳大湾区完全有可能打造建立于传统商业银行之上的中国纳斯达克交易所和创新金融、科技金融中心。

在基础设施方面，以港深穗为主轴，粤港澳大湾区高铁网、轻轨网和地铁网三网联成轨道交通网，“大珠三角一小时生活圈”正加速形成，同时，酝酿中的第三条亚欧大陆桥以及正在推进的港珠澳大桥等高度可达性交通基础设施可实现港澳与湾区其他城市之间跨界无缝衔接。据悉，港珠澳大桥海底隧道部分将在今年4月底贯通，预计2017年底建成通车。

与基础设施硬件不断改善相并行，粤港澳大湾区的软环境也相当成熟。除了香港和广州分布着多所国际或国内知名大学外，湾区内还集聚了8个国家级高新园区，16个863基地，1个国家级大学科技园，研发经费支出占GDP比重就达2.7%，与美国、德国并驾齐驱。此外，秀美的岭南水乡、妖娆的西葡风情、深度的中西交汇，联袂组合成了独特的自然风光与人文景观，足以将粤港澳大湾区打造成一个宜人宜居的休闲湾区。

中国模式下的待解题

从将深圳确立为对外开放的经济特区，到启动CEPA（《内地与香港、澳门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机制，再到开辟由前海、南沙、横琴组成的广东自贸试验区，粤港澳三地从经济改革中获取的市场基因与动能日渐充盈与饱满，因此可以说，作为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又一次重大实验，粤港澳大湾区是市场推动与成熟的必然结果。另外，在“十三五”规划版图中，国家提出了“一带一路”建设、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等三个国家级战略，唯独珠三角缺少一个国家级的战略定位，如今粤港澳大湾区横空出世，填补了东南沿海地区的战略规划空白，也让粤港澳为核心的珠三角再一次荣膺起非凡的使命担当。

与国外著名的湾区经济相比，粤港澳大湾区是在两种不同的政治制度中推进的，即内地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制度，港澳实行的是资本主义制度，两地之间由此在经济模式、法律体系等领域存在着显著的差异；不仅如此，粤港澳大湾区还存在着港澳两个独立关税区以及内地关税区之下的广东省等三个相互独立的关税区，税制管理也存在不小的区分。因此，如何在确保“一国两制”的基本制度“不动摇”“不变形”和“不走样”的前提下，实现粤港与内地的经济模式有机对接、资源要素的自由流动以及行政管理的并行同构，是摆在粤港澳大湾区面前的最为严峻挑战。

区别于国际知名湾区经济的另一个重要特征是，前者都是以一个中心城市而命名，但粤港澳大湾区并未突出某一个城市，因此，香港、廣州与深圳谁将成为湾区龙头就格外令人关注。公正地评价，三地虽均有长项，但都未形成压倒性优势。香港乃国际金融中心，知名度很高，但其领导力却在下降；广州的政治与文化影响力不错，但在经济影响力特别是金融与高科技两个关键指标上则失分不小；深圳的科技创新可拔得头筹，但在政治、科教、文化与历史影响力上与穗港不可同语。显然，三城中的任何一地充当粤港澳大湾区的“火车头”都还有些勉强。

倒是值得思考的是，在顶层设计方案中，不同于长三角中央有有意要将上海打造成区域中心之都不同，高层历来是将珠三角作为一个整体来通盘设计的，目的是希望营造一个更为强大的区域板块力量，以带动内陆腹地经济的扩张。如今这种思路可能重现于粤港澳大湾区之上。一方面，通过湾区建设，让珠三角学习借鉴港澳发展服务业的经验，另一方面让港澳更大尺度地对接内陆市场，获取经济发展新能量。同时，粤港澳大湾区之称也不同于先前的珠三角或泛珠三角之名，目的是要形成更大口径的国际开放阵营，而不仅仅满足于对内陆腹地经济的拉动作用。基于此，瞄准粤港澳大湾区的恢弘版图，香港、广州与深圳均应准确做好自身的优势定位，即香港突出国际金融中心功能，广州凸显贸易枢纽作用，深圳彰显科技创新角色，三地在错位竞争中互补与协调发展，从而打造出极具中国特色的湾区经济模式。

与国外成熟湾区经济处在自由市场的环境相比，不得不承认粤港澳大湾区明显地存在着体制上致命短板，地区保护、行政壁垒、无序竞争等各种非市场性干扰因素将超出人们的想象。正是如此，粤港澳大湾区尤其是珠三角地区的空间规划还处于各自为政状态，空间利用需要通过跨区域组织的协调实现整体性优化；另外，粤港澳大湾区的创新网络远未形成，既缺乏在全球有着重大影响力的科技企业，也未能形成如同硅谷的强大产业生态，资源要素的创新功能有待通过再造人才激励制度、改革分配机制等途径予以激发；与此同时，珠三角地区的经济开放层级并不高，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分工还处于低位，急需通过产业升级与结构优化重塑自身的竞争优势。

环境问题也是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又一大难点。侧重于加工制造基地的工业化已经让珠三角地区的土壤、水与空气遭受到严重污染，未来治理成本相当高昂；同时，珠江湾周边很多城市都在实施或准备填海造地，这必然对湾区的自然环境造成极大的破坏；不仅如此，香港寸土寸金导致的不菲房价以及珠三角轮番炒作推升而成的奇高房价，外加劳动力价格的不断上涨以及日益加重的交通拥堵，系列经营与生存环境如果得不到有效改善，都将严重扼制与离散粤港澳大湾区的聚集效应。

当然，中国拥有世界上最长的海岸线，海湾面积在5平方公里以上就有200多个，而且如同珠江口湾区一样，杭州湾区和渤海湾区也已经成为中国经济的重大引擎，正是如此，粤港澳大湾区也只是一个试验田，未来中国不会只有一个湾区经济。另外，粤港澳大湾区目前还停留在概念层面，纽约大湾区前后摸索了80年，东京大湾区也经历了50年的波折，粤港澳大湾区的盛世图景自然就非一朝一夕所能绘就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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