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浙东寺观藏书探微

摘 要：由于宋代执政者对佛道采取宽容政策，致使佛道活动频繁，从而促进浙东寺观修建日益增多，也推动了该地区寺观藏书的兴盛。其表现是浙东寺观对佛道经典和其他典籍的收藏，尤其明州的阿育王寺、天童寺、雪窦寺和越州的嘉祥寺及台州的国清寺等浙东名寺藏书更为丰富。

关键词：宋代 浙东寺观 藏书

中图分类号： G25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6938（2013）01-0142-03

寺院藏书是伴随着寺院的兴建而形成的。两宋统治者对佛道采取宽容政策，为浙东佛道的兴盛创造了良好的社会环境，致使浙东寺观有所发展，由此推动了寺观佛道典籍的收藏。

一 浙东佛道的融合与发展

宋代浙东的佛教与道教得到发展，其主要原因是统治者推行宽容政策，浙东的天台宗中兴、禅宗的鼎盛及浙江的佛经刻印。

两宋期间，尽管有石介、欧阳修等人，继唐代韩愈等后展开抗拒佛老斗争，但统治者认识到佛道对于稳定社会、维护统治的作用，对宗教采取宽容政策，支持佛教发展。宋太宗时就在天台山大建佛寺，增广影响。宋代帝王还对浙东的名僧多次赐谥，如四明智礼于天禧四年（公元1020年）被赐“法智大师”。宁海的遵式也被先赐紫服，后赐“慈云大师”称号，谥“忏主禅慧法师”。一些寺院还被赐名，明州阿育王寺被赐名“广利”，舍利殿悬宋高宗赵构御书“佛顶光明之塔”匾额，殿前有宋孝宗御书“妙胜之殿”匾额。咸平二年（999年），宋真宗御赐奉化雪窦寺“资圣禅寺”额。台州的国清寺也被宋真宗御赐寺名，景德二年（1005年）复赐黄金万两大修，并诏改“景德国清寺”。南宋初年，国清寺遭兵毁，宋高宗赵构定都临安后，诏令兴佛，重建国清寺及寺前桥、塔。

在官府的支持下，浙东新建了许多寺院。明州城区建有寿昌教寺、宝云讲寺，鄞县建月波讲寺、布金讲寺，慈溪建永乐教寺、宝庆讲寺，定海（镇海）建万寿寺，象山建慈禅寺；绍兴府的山阴县建东山寿宁寺、蜀阜寺、融光寺、天章寺，嵊县建下鹿苑寺，余姚县则建积庆寺；台州的临海县建开法院、清修寺、法慧寺、安福寺、显恩寺、法海寺、显孝南山寺、崇梵寺、金仙寺、能仁寺、隆恩寺、白莲寺、保寿寺，黄岩建天皇寺，宁海建法安寺，仙居建灵峰院、慈安院、兴道院、广严寺、普信寺、崇相寺、福廷寺、正觉寺，共计38寺。

宋王朝对道教也大力提倡，宋真宗曾下诏：“诸路、州、府、军、监、关、县择官地建道观，并以‘天庆’为额。民有意舍地备材创盖者，亦听。”由于执政者的政策影响，浙东的道教也有很大的发展。道士多立足诸名山洞天福地中修炼，形成了从六朝到宋代的“十大洞天”、“三十六小洞天”，其中不少就建立于浙东。“十大洞天”中的委羽山洞，号“大有空明天”，在台州黄岩；赤城山洞在唐兴（今浙江天台），号“上玉清平山”；括苍山洞，号“成德隐玄天”，在乐安县（今浙江仙居，主峰在临海县境内）。“三十六小洞”，浙江境内有9处。浙东境内有4处，即四明山洞，名“丹山赤水天”，在余姚；会稽山洞，名“极玄大元天”，在山阴；金庭山洞，名“金庭崇妙天”，在嵊县；盖竹山洞，名“长耀宝兴天”，在台州。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可以看到，两宋期间，浙江特别是位于浙东的寺观有较大的发展。比如，庆元（明州）在宝庆年间（1225-1227年）就有寺院、道观274所，其中有一定规模的大寺院39座。台州在嘉定年间（1208-1224年）寺院、道观有377所[1]。南宋宁宗时，根据卫王史弥远的奏请，由朝廷品定天下禅寺等级，设禅院五山十刹制度。五山主要在今天的杭、甬两地，即余杭的径山兴万寿寺、鄞县的阿育王山鄮峰广利寺、太白山天童景德寺、杭州北山景德灵隐寺、南山净慈报恩光孝寺。十刹浙江有6处，浙东有奉化雪窦山资圣寺和天台山国清寺。五山十刹的住持由官方选派，这些寺院气势宏伟、规模巨大。

知名尊者、高僧大德的频繁活动是佛教兴盛、佛道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宋代天台宗的活动主要是在浙江天台、四明、临安，四明知礼、宁海遵式影响非凡。知礼，俗姓金，字约言，明州鄞县人。在延庆寺专事忏讲40余年，从其教化者数以千计，学徒遍于江南。法智知礼、广智尚贤、神智鉴文、明知中立，相继主持延庆寺，为天台宗的中兴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除了天台宗在宋代中兴外，浙东的禅宗也进入鼎盛期。仅明州就涌现出不少高僧，诸如北宋住持雪窦资圣禅寺的雪窦重显，南宋时的阿育王寺住持宗杲、天童寺（图六、图七、图八）的住持正觉等。这些高僧宣传教义，听众甚多。重显俗姓李，字隐之，号明觉，遂州（今四川遂宁市）人，住持奉化雪窦寺达31年。他整顿禅寺仪规，修建寺院，作《颂古百则》，远近禅僧前来参谒受法者众，致使云门宗风一时大振，被誉“云门中兴祖”，获赐“明觉大师”[2]，宗杲，俗姓奚，字昙晦，号妙喜庵主，宋宣州宁国（今安徽宁国县）人。绍兴二十七年（1157年），宗杲奉诏主持阿育王寺。时阿育王寺内僧众，前来问法者达6000人。“参学之人数常千百，丛林之盛无与为比。”[3]

二 浙东寺观对佛道典籍的收藏

寺院道观是佛道的圣地，其传播思想教义的主要载体是佛道典籍，这就需要寺院道观收藏佛道典籍，从而为寺观藏书提供了条件。

前文提及，浙东在两宋时期寺院数量众多，相当规模的寺院也不少，诸如阿育王寺（封面图、图一、图二、图三、图四、图五）、延庆寺、雪窦寺（图十五、图十六、图十七）、圆通妙智教院、国清寺（图十一、图十二、图十三、图十四）、净明寺等，都有佛经及其它书籍收藏。可以说，有多少寺院，就有多少藏书之所。

位于宁波市的延庆寺，建于五代后周广仁三年（953年），名报恩寺。至道元年（995年）知礼进住四明保恩园，大弘天台宗教义，人称之谓“中兴天台宗”[4]。知礼撰有《金光明经文句记》、《金光明玄义拾遗记》、《观无量寿经疏妙宗钞》等10余宗，宗晓所撰《四明教行录》就收集了知礼的遗文、行业碑文等百余篇。从知礼的讲述、撰写典籍中可以看到延庆寺是藏有许多文化典籍的。知礼去世后，其大弟子广智尚贤继主延庆寺。日本国师曾派遣绍良等僧人，赍捧金字《法华经》作为贽礼，请学于广智门下3年[5]，《法华经》也成为延庆寺的典藏。据顾志兴记载，延庆寺旧藏梵文金边贝叶经294张，疑为宋时藏品，今移七塔寺[6]（图九、图十）。奉化雪窦寺创于唐，盛于宋，淳化三年（992年），宋太宗遣使賚赐经籍，始建藏经阁[7]。

即使规模较小的寺院，也藏有经书。鄞县的慈福院，旧称盛店保安院，后周显德二年（955年）建，治平元年（1064年）赐慈福院额。院全师者，年60余，日诵《妙法莲花经》，三十余年如一日，世目之为全法华净照禅师。翠岩山宝积院智才师，亦广募檀信，鸠集众工，缮写素安，建为轮藏。

吉祥院，位于鄞县东南，后晋天福五年（940年）建，六年以释天院为名，宋太平兴国八年（983年）改赐为吉祥院，日本中尊寺至今还藏有该寺宋代的大藏经，开元版《西字函音释》（成实论上贴一十卷）上盖浙江“明州城下吉祥院大藏经”的藏经印章。明州的思溪圆觉寺印有《圆觉藏》，世称《思溪资福藏》，也被吉祥院所收藏。这部经书后来也流传到日本中尊寺。思溪版《法苑珠林》卷八十八，用墨笔记“入吉祥大藏内”[8]，这就表明，日本中尊寺所藏的《大藏经》和《法苑珠林》，来自明州吉祥院的寺藏之书。

台州、越州的寺院也藏有经书。修筑于隋代的台州国清寺，在天台县北约10里处。初称天台寺，大业元年（605年），隋炀帝敕赐“国清寺”，富有典藏。唐末战乱，国清寺典籍散佚。宋初，由于吴越王钱俶遣使高丽求取天台宗教籍成功，为天台宗的复兴创造了条件，也为国清寺增加了佛经典藏。南宋初年，国清寺又遭兵毁，值得庆幸的是智者所注的《妙法莲华经》、印度传入的《贝多叶经》和旃檀佛像、佛牙等至今犹存。

越州（绍兴）寺院的典籍收藏也不少。会稽城南嘉祥寺，藏有不少高僧著《中论疏》、《百论疏》、《十二门论疏》等。新昌大佛寺，宋大中祥符元年（1008年）改称宝相寺，天圣五年（1027年）董遂良赴京请《大藏经》全藏，后又建转轮经藏并宝殿藏之。绍兴府城东南三里许的圆通妙智教院，宋高宗赵构赐御书《金刚经》板于寺。《嘉泰会稽志》为此记载说：“绍兴初，车驾驻跸，宣赐御书《金刚经》板。”[9]

宋代统治者还重视道观藏书，多次搜集、整理道教典籍。大中祥符（1008-1016年）初，宋真宗命戚纶、陈左尧及道士朱益谦、冯道之参与修纂道藏。戚纶（一说王钦若）荐举张君房主其事，遂取秘阁及苏、越、台三州道经籍到杭州，编成《大宋天宫宝藏》4565卷。这说明越州、台州是时存有不少道教典籍。据统计，《大宋天宫宝藏》和有《小道藏》之称的《云笈七签》中，位于台州天台县桐山中的“桐柏崇道观”所藏均占四分之一，也就是说，桐柏崇道观提供了经籍1500余种。其它观藏也不少，有宋太宗、宋真宗御书计53卷，还有宋高宗所赐《史汉事实》、《翰墨志》等书。越州的神霄玉清万寿宫，藏经处名“云章宝室”，庋藏道家经籍[10]。

三 浙东寺观中的其他典籍收藏

浙东寺观除了收藏佛道典籍外，还藏有其他类图书，主要是二类，即宋代皇帝的御书御札和儒家经典。

宋代皇帝经常把把一些书籍赐予寺观，尤以宋真宗为多。象山的蓬莱山寺圣禅院创于后梁龙德二年（922年），宋太宗“赐之以图书之文，是为太平兴国四年”。淳化四年（993年），宋太宗赐御书两部给奉化雪窦寺。

建于西晋的明州阿育王寺，在宋代有进一步发展。大中祥符元年赐名广利，大觉禅师琏公住持，名扬天下。皇祐二年（1050年），仁宗赐御制释典颁藏之。熙宁三年（1070年）建宸奎阁，“奉藏所赐御书”。宝庆《四明志》载，阿育王山广利寺“奉藏所赐御书轴五十有五、扇三”[11]，藏书颇富，宋高宗御书“佛顶光明之塔”匾额。

在宋代，由于统治者崇尚佛道，士人多研究佛教、道教，而僧人、道徒为更好宣传教义，也读儒家经典。他们与士大夫一起，谈禅说理，崇老扬道，吸纳儒家思想，揉儒学入佛道之中。因此，一些寺观除收藏佛道典籍外，同时也收藏儒家经典著作。明智法师曾一度住持延庆寺。据晁说之的《宋故明州延庆明智法师碑铭》载，明智法师“出口而讲，雄毅耸听折心；或退接于室中，屈辨申谈，云兴泉涌，不足为喻。”他与儒生论儒道，儒生不能回答，而他却能告之：“此道在孔子如何？此语在诗书如何？”对此晁说之对其学识给予高度评价：“盖师于周、孔、老、庄之书亦无不究观，翰墨诗章皆出人上。其诵《法华经》，平生以万数，诸佛号不在数中。”[12]从晁说之的碑铭中，我们可以看到，明智法师不仅精通佛经，而且也懂儒道学说。其渊博的学识主要是来自延庆寺所藏典籍，除了佛经外，也包括《周礼》、《诗经》等儒学经典。

据《碧岩集》记载，奉化雪窦寺主持重显好用儒家学说解释经典，又善于融入情感，这使他的颂古之作显得华丽、可读。“雪窦重显《颂古百则》，丛林学道诠要也，其间取譬经论或儒家文史，以发明此事。”[13]这表明重显注意阅读儒家经典，奉化雪窦寺有儒家典籍的收藏。

参考文献：

[1]（宋）陈耆卿.赤城志·版籍门二·寺观[A].宋元浙江方志集成：11册[Z].杭州：杭州出版社，2010：5235-5252.

[2]李富华.雪窦寺与雪窦重显[J].世界宗教研究，1997，（1）：54-61.

[3]（宋）宝庆.四明志·仙释[A].宋元浙江方志集成：7册[Z].杭州：杭州出版社，2009：3277.

[4]秦师娄，释益行.延庆观宗讲寺志[M].香港：香港巨龙时代出版社，2000：3.

[5]贾汝臻.七塔寺人物志[M].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8：35.

[6]顾志兴.浙江藏书史[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6：118.

[7]王增高.雪窦寺志·大事记[M].宁波：宁波出版社，2011：572.

[8]李广志.明州吉祥院的“宋版一切经”与日本平泉佛教文化[A].天一阁文丛（第8辑）[C].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0：191-192.

[9]（宋）施宿嘉泰.会稽志·寺院·圆通妙智教院[A].宋元浙江方志集成：4册[Z].杭州：杭州出版社，2009：1771.

[10]顾志兴.浙江藏书史[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6：124-125.

[11]（宋）宝庆.四明志·阿育王山广利寺[A].宋元浙江方志集成：8册[Z].杭州：杭州出版社，2009：3392.

[12]（宋）晁说之.宋故明州延庆寺明智法师碑铭[A].景迂生集[M].长春：吉林出版集团，2005.

[13]（宋）关友无党.碧岩集后序[A].（宋）园悟克勤.碧岩集[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11：505.

作者简介：冯晓霞（1968-），女，中共宁波市委党校图书馆副研究馆员，研究方向：图书馆学、藏书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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