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书院今安在?

申请经费和书籍资助，并请得皇帝赐匾和太上皇御书石经版本《九经注疏》，还制定了书院的规章制度。四方学子慕名而来，白鹿洞因此一跃成为南宋最著名的书院之一。

与大部分一到改朝换代就被战争毁掉的书院不同，白鹿洞书院虽时断时续，却一直不曾遭遇大的损毁，甚至躲过了南宋末年和元代末年的举国之乱。明代张居正和魏忠贤下令毁书院，白鹿洞书院都名列其中，但都被地方督抚保护下来，只被没收部分学田，而建筑都保存完好。所以，风头过去，书院便很快恢复。这也许跟它远离城市，既不是政治中心，又不是战略要地有关。明代书院整体较前朝落没，但白鹿洞书院却一直欣欣向荣，甚至请来传教士利玛窦讲解西方的数学、几何、天文、化学，并深受学生欢迎。

然而，进入清代，随着教育向城市集中，远离尘嚣的白鹿洞书院渐渐被边缘化，尽管政府对其多有支持，但终究比不过位于省城、州府的书院、州学。到了晚清，白鹿洞书院更是入不敷出、无以为继了。

1901年，清政府下令全国书院改为学堂，白鹿洞书院停办，建筑、学田等全部划归南康中学堂—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出它的境况，清末书院改学堂，规模大、地位高的书院如岳麓等都变成了大学，稍次一点的变为师范学堂等专业学校，更小的才改为中学堂或小学堂。1910年，当地政府在书院旧址建起江西林业高等学堂。辛亥革命后，书院遭遇火灾，藏书、器皿毁于一旦。其后，书院有过零星修复。1933年，蒋介石在庐山创办军官训练团，将此处作为军队驻地。抗战中，白鹿洞书院被日军占领，许多古树被砍伐用做物资。1949年后，当地文教部门着力修复白鹿洞书院建筑、搜寻散失的文物，现为当地著名景点。

嵩阳书院

河南有两座书院位列四大书院之中，一为位于商丘的范仲淹的母校应天府书院（后变为州学），一为位于登封市嵩山脚下的嵩阳书院。这儿原是僧人、道士的居所。北魏时期，便建有嵩阳寺，隋炀帝将其改为嵩阳观。唐代末年，庞式在此聚徒讲学。之后到此避乱的文人越来越多，这儿逐渐变成一个讲学、论学的聚集地。周世宗在此基础上建了太乙书院。997年，宋太宗赐名“太室书院”，并赐给书籍多部、建学舍若干。1035年，宋仁宗又给它赐名“嵩阳书院”，并赐给学田100亩。

嵩阳书院真正扬名是在王安石变法时期。当时，在中国儒学史上举足轻重的人物程颢和程颐先后在此讲学，四方学者纷纷慕名前来求学问道或相互讨论。书院因此成为儒学“洛派”的中心。

南宋时期，位于北方的嵩阳书院文脉断绝、书声散尽，直到明嘉靖年间才在当地的县令主持下修复，但规模、地位远不及前代，更比不上当时闻名天下的岳麓、白鹿洞、龙冈等书院，明末又毁于改朝换代的战争。康熙年间，登封知县重建学舍三间，修了围墙，当地名儒倡议地方士绅捐田捐款，在这里建起了一座真正意义上的书院。院中祠堂、讲堂、藏书楼、学斋齐备，藏书丰富，并请来当时的名家坐讲，书院有了复兴之象，但时间不长，到道光年间，又逐渐衰落。1905年，嵩阳书院奉命改为嵩阳高等小学堂，1921年停办。1924年，当地士绅在原址建嵩阳中学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先后有中共登封县委党校、登封师范学校、登封民中、登封县教师进修学校等在此办公教学，建筑等至今保存完好。

甬上证人书院

与其他书院不同，甬上证人书院没有固定的地址，没有固定的讲堂，更像是一个松散的学习团体，其灵魂人物是黄宗羲。

黄宗羲是一位具有传奇色彩的人物。他的父亲曾为御史，因弹劾魏忠贤被魏迫害致死。魏忠贤下狱后，19岁的黄宗羲袖藏铁锥到北京为父申冤。在公堂之上，他用铁锥将魏忠贤的帮凶击伤，拔下他们的胡子祭奠父亲，又追杀将他父亲折磨致死的狱卒，名动京城。清军入关后，他投笔从戎，召集起四五百人的武装与清军对战，后遁入海上。南明覆亡后，黄宗羲奉老母之命回到浙江余姚老家隐居读书。

黄宗羲早年拜师大儒刘宗周，博览群书，鄙弃科举，很早便以学问扬名。宁波学者每年都会有三四次前往他隐居之地余姚问学。1667年，黄宗羲重建绍兴证人书院。宁波学者听说之后，聚集27人到余姚拜师，并请他到宁波讲学。此后，黄宗羲每月两次、每次一天到宁波讲学，地点不定，多数是在学生家中。听讲者早晨聚集在某一家，听讲到中午时，在这家吃点便饭，然后继续听讲，直到晚上。宁波万氏是学生中的核心人物，他们的别院白云庄是黄宗羲讲学的重要场所。

甬上证人书院的学生多是当地士绅，亡国的阵痛时时刺激着他们，使他们更多地专心于经世致用之学。黄宗羲除了讲授儒家经典以外，还用大量时间讲史学、天文、历算，他也想从这些学问中找到明代覆亡的原因。黄宗羲在此讲学达8年之久，培养了很多学者，奠定了浙东学派的基础。除了他的学生—《明史》编修万斯同、嫡传弟子全祖望之外，后来的章学诚等人，也算甬上证人书院的隔代弟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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