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侗族民间生态智慧对维护区域生态安全的价值

【摘 要】 今天生息在黔桂湘毗邻地区的侗族居民和汉族居民一样，都是以固定农田的水稻种植 为生。然而，由于侗族所经历的历史过程与汉族迥然不同，所处生态环境也与汉族地区相去 甚远，从而在侗族传统文化中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生存理念，并衍生出具有侗族特色的生态 适应方式和举措。经过长期的磨合，侗族传统文化已经有效地实现了与所处生态环境的和谐 共存，有效地维护了区域生态安全。

【关键词】侗族；生态智慧；生态安全；文化-生态

【作 者】 罗康隆，民族学博士，人类学博士后，吉首大学人类学与民族学研究所研究员，湖南省民族学研究基地首席专家；王秀，吉首大学人类学与民族学研究所硕士研究生。湖南 吉首，416000

【中图分类号】C912.4；X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54X(2008)04-0083-006

On the Value of the Dong Folk Wisdom

to Maintain Regional Ecol ogical SecurityLuo Kanglong， Wang Xiu

Abstract: The Dong residents， which live in the adjacent area of Guizho u， Guangx i and Hunan， are the same to Han residents. They all rely on planting rice at fixed fields for a living. However， the Dongs went through a different history c ou rse with the Hans， and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was also different with the H a n areas， so the Dongs formed its own unique survival philosophy in its traditio n al culture， and has led to some ecological adaptation ways and initiatives whic hav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Dongs. After long-term run-in， Dongs’ trad ition al culture has been effectively achieved to live in harmony with their environme nt and effectively maintained regional ecological security

Key words: the Dongs； ecological wisdom； ecological security；culture-ecology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南方的长江和珠江两大水系频繁遭受洪涝灾害的袭击，给中国南 方广大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造成了重大威胁，牵制了中国经济的发展，干扰了中国南方 的社会和谐和稳定。枯水季节和年份，又会造成长江干流持续断航，珠江流域持续干旱，而 珠江三角洲和长江三角洲又会面临地基沉降和海水倒灌的威胁。若不稳定长江、珠江两大水 系的淡水资源补给，上述各种灾变必将成为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瓶颈，给国家的生态安全也 造成了巨大的威胁。

时至今日，中国的自然科学工作者，包括气象专家、水文专家、农学专家和地理专家，都把 上述各种灾变不加区别的归咎于自然，而没有注意到社会文化因素对上述各类自然灾害的推 波助澜作用，更不愿意从社会文化的角度寻求消灾、减灾的对策。目前，国家虽然耗费了大 量的人力和物力，兴建了各种水利防洪工程，也严厉地实行了退耕还林政策，但这些政策只 能视为应急的治标之策，而绝非治本之方。

水资源属于可再生资源，其在特定区域的再生能力受众多自然因素的综合制约，但大致呈一 个相对稳定的常数，即使把全球变暖的因素考虑进去，在可以预期的时段内，除个别地区外 ，其变动幅度也不至于太大。显然，凭借现有的科学技术尚不足以明显改变水资源的再生能 力，而不同民族在利用水资源时存在着巨大的差异。众所周知的事实在于，中国降雨量的季 节分布不均衡，年季波动值更大，这是人类社会迄今仍然无法干预的客观事实。

随着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长江、珠江下游城市日趋密集，工矿企业也日益增多，用水量也 与日俱增，单凭有限天然林被动的储水、保水，绝对缓解不了下游日趋严重的水荒。如果 实施文化干预，尽可能地将大气降水和水平降水储集在高海拔区位，均衡缓释，特别是在旱 季，持续给中下游补给淡水资源，可以缓解中国南方水资源的短缺。这种“文化干预”，在 黔桂湘侗族社会有着丰富的经验，这就是侗族文化与其生态环境适应过程中构筑起来的“文 化-生态”坝。这种“文化-生态”坝，是侗族根据其生计方式——农林牧渔等对水资源的需 求与维护上的差异，通过侗族文化的主动调控，优化对水资源利用的配置，依靠生物制衡构 筑的水资源动态储集系统，有效地维持了区域的生态安全。

侗族先民是古百越民族中的一支，早年生息于江河中下游的宽谷河网地带，过着“饭稻羹鱼 ”的生活。在以后的历史发展进程中，侗族先民溯河而上进入半山区地带定居。和其他民族 一样，侗族先民也很自然的力图维护本民族传统文化的稳态延续。但要做到这一点，就不得 不付出艰辛的代价，需要将半山区的自然环境改造得与早先的河网坝区相近。侗族先 民经过长期的探索，最终完成了这一艰巨的工程。

通过人工手段改变河道、挖掘鱼塘，用筑坝的方式建构浅水沼泽等等，终于在半山区的狭窄 河谷盆地中再造了准河网坝区的次生生态环境。他们这样做当然是为了维护本民族传统文化 的稳态延续，但却引发了意想不到的生态后果。这些人工建构的高山水域环境，一方面增加 了山区生态系统多样化的水平，使本来仅分布于江河中下游的生物群落可以移到高海拔地带 ，使得有限的沼泽生态环境能够与高山森林生态系统毗邻存在。

另一方面，这样建构的人工泽生生态系统使得许多的喜好湿地环境的物种能够向高海拔地区 转移，从而有效地增加了山区生物物种的多样化水平，使得在有限的空间范围内可以密集的 分布着众多的生物物种。更重要的还在于，侗族先民离开了原先的宽谷河网坝区后，先后由 汉族居民经营，全部开辟成了固定农田，野生动植物在沼泽地带的栖息地随之消失。这些物 种由于转移到了侗族的人工泽生环境，才得以延续其物种。其中候鸟的越冬场所最为关键， 很多的涉禽目、浮禽目的候鸟若不是在侗族建构的山区湿地中，就根本无法延续其后代。

事实上，黔桂湘的侗族村寨，长期以来一直是候鸟越冬难得的栖息之地。白鹭、苍鹭、鹤类 、野鸭、雁，一直在这种作链珠状分布的侗寨周围越冬。种群规模才得以稳定延续，可以说 这些侗族村寨是无需任何投资的候鸟自然保护区。

侗族的分布区具有十分突出的过渡性。像我们的田野调查点——黄岗这样的侗族村寨正好位 于南岭山区北部的“昆明静止峰”。这样一来，不仅南方的暖湿气流和北方的干冷气流都要 从这里穿行。众多的生物物种的迁徙也把这儿作为必经的走廊。这就使得侗族社区物种的多 样性水平高于相邻的地区。不仅在黔东南侗族地区，在湘黔桂三省毗连的侗族地区， 所有动植物物种多样性水平都要高于周边地区。

侗族地区能长期维持这种生物多样性的高层次水平，不仅得力于自然环境，还得力于侗族的 传统生存理念。在侗族文化的传统理念中，人类只是大自然中的一份子，人类必须仰仗自然 界中的其它生物为食才能得以生存。因而，人们对于生物资源的利用必须有节制，人类首先 得控制自己不能无限制膨胀。有的侗族村落把自己的村寨比喻为一只腾飞的鹭鸶，不能过载 ，否则就不能腾飞，不允许人口无序增长。当然，其它侗族村寨还有别的比喻，大多数侗寨 把自己的村寨比喻为一条航行在大海中的船，人多了船就会过载，船就会倾覆。因此，他们 都会和黄岗人一样，自觉地控制人口。事实上，侗族居民早在几百年前，就已经有了十分严 格的人口控制规范，并把这样的规范纳入了侗款的款条约中去监督执行。在侗族地区调查， 一个令人诧异的事实在于，几乎所有的侗寨其地名前照例都要标上家户数，如百五黄岗，千 七款、二千七款等等。要知道，这不是意向的抽象数家，而是必须严格控制该村寨实有家户 数。实地调查表明，这些村寨直到20世纪50年代以前，基本上实现了人口的严格控制。 这才会出现，像占里那长期保持人口零增长的局面。侗族传统文化在计划生育上的这一超前 意识，对侗族地区生物多样性的保护作出了无法替代的重大贡献。正是人地关系长期保持和 谐，才使得侗族地区的生物多样性水平长盛不衰。

侗族传统文化对生物资源的利用，一惯坚持均衡消费和多样化消费的原则。侗族传统的支柱 产业，并不是单一式的农耕，而是执行多产业复合经营的生计方式。每一个侗族社区，不仅 经 营农田、鱼塘，还要经营森林和大型牲畜的饲养，还要喂养各类家禽。你可以将其定义为林 粮兼营，稻鱼鸭复合经营等等，但始终都未能完全概括其复合程度，因为这样的概括始终未 能将大型牲畜的饲养和家禽的喂养全部概括进去。

原因在于侗族传统生计方式的复合程度确实太高了。他们这样做表面上是为了使生活物质的 获取渠道更为宽阔，然而在实际的运行中却无意中高效地保障了生物物种的多样性并存。这 里仅以稻田为例，就可以窥见一斑。

侗族的传统稻田，事实上是一个天然泽生生态系统的缩版。在稻田中，他们不仅要种水稻， 当然主要是种高杆糯稻，但稻田中同时还要放养鱼，还要放养鸭子。除此之外，稻田中，还 生息着不胜枚举的野生动植物，茭白、水芹菜、莲藕等植物，还有螺、蚌、泥鳅、黄蟮等 动物。根据我们近年的调查，一块稻田中，并生的动植物多达100多种。值得一提的是，稻 田中，除了水稻、鱼、鸭归耕种者收获以外，稻田中自然长出的所有生物资源，村寨中的所 有 侗族乡民都有权获取和分享。由于这些半驯化的动植物都有特定的使用价值，其中有一半以 上可以作食物，另一半可以用着饲料。因而这些生物，不会像在汉族的稻田中那样，作为杂 草除去，或是作为害虫清除，而是精心地维护下来，并加以利用。因而，每一块侗族稻田都 是生物多样性并存的乐园。人在其间的角色，仅止于均衡地获取，适度的利用，以便确保这 些生物物种都能够在稻田中繁衍生息，并长期延续，从而实现人类可持续的长期利用。

举例说，水稻很容易染上钻心虫、螟虫、卷叶虫等虫害，侗族乡民从来不乱施农药将害虫杀 死，而是将这些害虫捕捉起来作为美味菜肴加以享用。特别是青年男女行歌坐月时，作为游 戏性的夜宵去加以分享。既控制了害虫，但却不让害虫绝种，因为来年还可以吃上它。他们 的这一利用方式，客观上起到了生物多样性维护的实效。当然，那些人不能吃的，或者不好 吃的害虫，则留给鸭子或田鱼作为肥育料。这样一来，尽管在侗族的稻田中也会有害虫，但 从来不至于成灾。因为除了人的控制外，天敌也在发挥着控制的效用。这样一来，不仅人工 能够使用的生物多样性水平得以维持，连人不加使用的害虫天敌，不管是鸟是兽，还是虫也 可以得到物种的多样化的并行延续。因而，在侗族社区，即使是一块稻田，也是一个生物多 样性并存的乐土。

不仅稻田如此，侗族的人工林带也如此。在他们的人工林中，不仅要种植经济价值很高的杉 树，也精心维护其它树种并存。豆科、壳斗科、芸香科的乔木，在侗族的人工林随处可见， 并且至少要占15％以上的比例。除了乔木外，侗族的人工林中还拥有大量的草本植物和附生 植物，他们重点控制的仅止于藤蔓植物。原因是这些藤蔓植物会危害杉树的健康成长。但侗 族人民并没有对藤蔓植物斩尽杀绝，而是放任它们在村边地头存在。这些生物物种的延续， 在侗族社区也有充分保证。他们这样做的原因，当然也是为了适度、均衡的利用。因为在侗 族的传统观念看来，这些藤蔓植物也有其使用价值。因而，也需要保证它的物种延续。

西方学者曾经提出，人类对过熟的生态系统应当加以适度干预，才能提高其生物多样性水平 。这种见解十分新颖，很快得到了学术界的认同。然而，侗族社区事实上在几百年以前就已 经在实行这样的控制手段了。这里仅以控制水土流失的浅草带维护为例来加以说明。在所有 的侗族社区 ，森林与耕地的过渡地段，都要人为建构宽窄不等的浅草带，一般是稻田上方需要预留5米 到7米不等的地带，使之长期呈现为浅草地。这样建构的草带可以发挥多重的生态功效。既 可以降低地表径流的速度，使流水携带的泥沙就地沉积，又有利于监控森林中的大型食草动 物侵入稻田为害，又可以给农家的耕牛，甚至马和羊提供放牧场所，还可以增加稻田周围的 通光、通气程度，有利用各种动植物的正常生长。然而，最重要的还在于，它是确保某些草 地类型生物得以物种多样性并行延续的强有力手段。众所周知，雉形目和鸠形目的禽类都需 要以草本植物的种子为主食。雉形目的禽类，必需在草地安家落户。因而，他们建构的这些 草带，其实际的生态维护功效正在于，确保草地动物和植物可以得到多样并行延续。

由于侗族生存理念的核心正在于，要将他们所认识的各种生态系统都纳入人类均衡利用和多 样化利用的渠道，致使他们的生态行为准则必然表现为，要在有限的空间范围内，保持多样 化、多种生态系统的合理配置。每个侗族村寨，在其家族按照侗款规定的那个流域范围内， 尽可能地保持各种生态系统的多样并存。人类定居的村寨，一定位于贴近河谷盆地底部的山 麓，村寨均面向宽阔的河谷底部，在河谷底部配置了稻田、鱼塘、河网和各种引水和保水设 施。农田与鱼塘周边适度地构筑了浅草带，沿山坡而上的大面积坡面则稳定保持茂密的森林 ，森林上方的山脊地段，也就是侗族村寨之间的地理边缘，尽可能稳定地保持宽窄不等的疏 树草坡。这种模版式的村寨配置，可以说是侗族村寨建寨的共性特征，以至于侗寨与侗寨之 间，都有清晰可见的界沿，但这些界沿仅是为人而设，不会影响生物的迁徙和流动。这种村 寨结构，犹如一个“甑酒锅”。这个“甑酒锅”制造着侗民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甘泉，充分 利用了“甑酒锅”蒸出的“雾滴雨水”，凭着这“雾滴雨水”养育着侗乡大地上的所有生灵 。

因此，该区域的侗族村落，到处是水，除了河流外，鱼塘，稻田，山泉，井水，无处不在， 俯拾皆是。初略统计要灌满黄岗的稻田和鱼塘，并使之终年不干涸，总需水量必须保持在30 0万立方米以上。这还不算森林、草地所需的水资源，如果没有浓雾凝结成的液态水，单凭 下雨，是无法保证鱼塘和稻田的长年巨额用水量。由于黄岗盆地位于坡面上，液态的水资源 ，都会顺着河道缓慢地流到下游，也就是说，黄岗人仅仅是利用了浓雾凝结成一小半的蒸馏 水，另外一大半的蒸馏水，要顺着河道馈赠给下游的各族居民使用。

整个侗族社区，不仅在地理上保持着过渡带的景观，同时也为生物的迁徙提供了一条稳定的 走廊。而村寨之间的交往，则主要靠河流相通，人类社会的活动对动物正常迁徙的影响降到 的最低程度，较少地干预了动物的流动和迁徙。这才使得人类的存在，不会明显地降低作为 生物过渡带的生物物种多样性水平。我们的田野工作队，在广西三江、贵州的黎平、湖南的 通道，所作的大范围田野调查，都亲眼目击到国家公布的多种一级、二级、三级珍稀动植物 在侗族社区内频繁露脸，并保持着良好的生存样态。红豆杉、马尾树、秃杉、紫花泡桐那样 的珍稀植物，在侗族社区还保留有连片的群落。更值得一提的是，这里还能找到多种珍蛙类 、蛇类和鸟类的稳定栖息地。在这一地区，尽管还没有正式建立自然保护区，但作为南方珍 稀生物物种基因库的生物多样性保护功能，在侗族地区一直得到了正常发挥和稳态延续。

侗族的生态适应方式，同样有利于生物多样性的保护。侗族的生态适应方式可以从它的农、 林牧品种的半驯化种植，和兼容性选育得以实现。在侗族社区，除了农牧品种来源于外地输 入外，绝大多数农、林、牧品种都是从本地已有的生物物种中选育而来。致使绝大多数农、 林、牧品种，不需要人工栽培也可以自然成活。森林作物中除了主种本地杉树外，还配置种 植杨梅、油桐、麻栗、山苍子等经济作物。这些经济作物的品种，都具有半驯化秉赋，可以 与野生种同时并存，而且保持基因交换。除了人的有意识种植外，还能自己根据自然特征， 自己寻找空缺的生态位立地存活，由此而带动整个森林生态系统的物种多样化水平，而且还 能保持自我调整和修复的秉赋。

在侗族村寨调查时，乡民告诉我们，这些对人十分有用的生物是自然长出的，人只是进行管 护而已。管护的目的是为了利用，除了管护之外无需特殊照顾，它们也活得很好。对水生动 物种也是如此，除了鲤鱼和草鱼因为用量较大，需要人工辅助繁殖外，其它水生的软体动物 、两栖动和鱼类，都是实行半驯化放养。田里的黄鳝多了，就加强捕捉，少了，则将其它稻 田中的黄鳝转放到稀缺的田块中。水蜈蚣对幼年期的鲤鱼有害，他们在放养鱼苗时，发现水 蜈蚣太多，就捞捕水蜈蚣食用。但田里没有水蜈蚣时，又得人工放养。也就是说，除了鲤鱼 和草鱼外，其它水生动物，既可以理解为野生的，也可以理解为人工放养的，这就是他们所 说的管护的含义。

就其实质而言，他们是把人作为生物多样性的终极调节和制约力，只是控制其数量，并不会 打乱的生活习性和破坏它的生存空间。这种以管护代替放牧和种植的文化适应手段，就实质 而言，全部属于半驯化耕牧。人的存在可以确保已有各种生物的物种延续，长期执行这样的 生计方式也不会危及任何一种生物物种在侗族社区的正常生息繁衍。而且，野生与人管护的 物种并存，可以不断地推动人类可以利用的生物物种基因复壮，人的利用并不会影响这些物 种独立生存能力的下降。

侗族民众种养的主要生物物种，无一不具有可贵的兼容性，这是侗族乡民长期选育取得的成 果。他们选育的糯稻品种，与习见的糯稻品种迥别。这里的各种糯稻品种和籼稻品种，不仅 可以高温高湿和强日照的空阔平原生长，还有能够在丛林中正常生长，具备耐阴、耐低温的 特殊生物秉性，致使稻田能够与茂密的森林完全兼容。他们还拥有，在水湿低于23℃的稻田 中可以正常结实的耐低温糯稻品种，还有结实后，水稻秸秆和稻叶不会枯萎的糯稻品种。这 是国内罕见的农牧兼容稻种，能够在冬季草枯时，还能为牲畜提供青绿饲料。他们驯养的本 地 鸭，个体小、出肉率和产蛋率都高。这种鸭出壳时，刚刚是鲤鱼的放养季节。鱼和鸭放养可 以同时进行，鸭也不会伤害鲤鱼和草鱼。鸭和鱼同步长大，由于鸭的个体较小，可以穿行 在整个稻田中，无遮无碍，又不会伤害稻秧，仅是以浮游生物和昆虫、虾类为食。致使稻田 中的三种优势生物，稻、鱼、鸭都能相安无事，而且围绕稻、鱼、鸭，各自形成了一个食物 网链，维系着更多的生物物种和谐并存。

侗族传统文化对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具有三重功效。其一是，对已有的动植物物种，尽可能 确保其生存条件的稳定。其二是，对人类可以利用的生物物种，仅适度放大其生存规模，并 确保其规模放大不干扰其它生物物种的存在。其三是，人工的适度环境控制，仅止于在有限 的空间内，也就是在每一个侗族村寨社区尽可能实现多种生态系统的浓缩并存，而绝不实施 纯粹人力控制的生态改性。这才使得已有的生物多样性水平长期稳定延续。同时，人类利用 的生物物种也能保持较高的兼容能力，能够与野生动植物长期和睦相安。侗族社区生物物种 多样化高水平的延续，不仅是大自然的恩赐，更是侗族文化能动适应于所处生态系统的成果 总汇。

从1995年开始，我们一直在侗族地区从事生态人类学调查和研究。调查中，我们发现尽管各 级行政部门和农林部门，都在使用各种手段，甚至是强制手段，向上述地区的侗族推广杂交 稻，但侗族乡民仍有相当一部分人顽强地抵制杂交稻，用尽各种办法坚持传统的糯稻种植。 出于研究的需要，我们有计划地收集和鉴定了这一地区各民族尚在种植的各种糯稻品种，逐 步弄清了这些糯稻品种的特异生物属性，及侗民族对这些生物属性的把握与高效利用。

侗族乡民所传承使用的糯稻品种具备如下一些特异的生物属性。其一是秆稿分孽强、耐水淹 ，水田积水超过半米也不会干扰这些糯稻品种的正常生长。种植此类糯稻的各个民族都对稻 田实施泡冬，终年储水10到18厘米深。其二是这些糯稻品种极度耐阴、耐冷，可以在海拔30 0米到1000米的深山密林中种植，而能保持稳产、高产。种植这样的糯稻可以有效地与森林 生态系统的兼容并存。其三是这些糯稻品种都具有抗病抗虫防范鼠雀危害，谷穗能够确保在 连天阴雨的高湿度环境下露天存放也不至霉变。其四是这些糯稻品种都能很好地做到稻鱼共 生，每亩的年平均产量虽然比杂交稻低两成，但加上田中的水产，其经济价值可以与杂交稻 持平，而且无需化肥、农药投入，即可稳产、高产。

这些糯稻最关键的长处还在于，侗民族至今还保存着极其丰富的糯稻品种资源，黎平县黄岗 村的侗族至今还在稳定传承着24个糯稻品种，湖南平坦黄岗村历史上存在着20多个糯稻品 种，至今还传承着6个糯稻品种，其中的香禾糯以其香味闻名遐迩。就我们的研究表明，无 论从社会背景上看，还是从自然条件上看，进而从相关的技术技能储备着眼，我们所经历过 的所有侗民族聚居地带客观存在糯稻种植潜在优势。

近来，我们的研究着眼于抢救和维护侗族传统糯稻种植这一农业文化遗产对我国水资源的储 备和维护，去审视侗民族传统糯稻种植的生态价值。我们的研究结论是，由于杂交稻和传统 糯稻在生物习性上很不相同，杂交稻需要充足的日照，不能忍受水淹导致的根部缺氧，又难 以与稻田养鱼相兼容，同时还需要化肥农药的巨额投资，才能确保稳产与高产。因而杂交稻 难以向千差万别的山区农田推广。强行推广后，单从经济着眼都会弊大于利，各民族乡民坚 持糯稻种植不能简单地理解为落后与保守，而应当理解为审时度势维护文化传统的理智行为 。

杂交稻的育成是人类育种科学上的创举，在杂交稻生物习性适宜的范围内，大面积推广杂交 稻利国利民，功不可没，特别是为中国在上世纪后期度过粮食难关建立了不朽的功绩。然而 ，时过景迁，我们的决策也得与时俱进，随着中国粮食供应的总体宽裕，随着我国经济实力 的迅猛增涨，随着国际粮食价格的持续走低，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必将面对一种买粮容易， 买水困难的经济窘境，如何缓解水荒，必然成为中国政府生态决策的首选目标。而做出这一 决策调整的关键正在于，如何凭借文化机制将不均衡的大气降水与水平降水保持在高海拔区 ，以便持续稳定地给江河下游补给淡水。而落实这一目标最经济、最能持续生效、最能确保 社会和谐安定的文化对策，莫过于恢复中国南方少数民族的糯稻种植传统。

推广杂交稻的社会动因，主要是立足于它的经济利益，而没有考虑到它的生态价值。杂交稻 在合适的地区推广，获得稳定的经济效益，已经是无容质疑的事实，但中国社会的发展，不 能仅仅考虑经济利益，特别是到了今天，必须生态价值与经济价值并重。中国南方少数民族 的传统糯稻种植，在山地林区综合经济效益本来并不比种植杂交稻低，因而执行一刀切的政 策，强行向山地林区推广杂交稻，不仅经济效益没有保证，生态价值也将丧失。根据我们在 少数民族地区林区稻田的实测结果，这些种植传统糯稻品种的稻田，由于要实施稻田养鱼， 稻田正常蓄水不低于9到18厘米，暴雨季节最大的储洪深度可以达到50厘米，以不至于影响 水稻的生产。为了保持稻鱼共生，上述各少数民族还需要配置深水鱼塘围堰，或实施 河道分流，以便引水灌溉高海拔梯田，这些传统的人为生态改性，实质在于在高海拔的山区 人为建构湿地生态系统，以利于传统生计方式的稳定延续。

以上述实测数据为依据，如下的一系列换算，可以得出另一个惊人的结论。在侗族地区，至 今尚有300多万山区农村人口，以我国山区农民人均耕地2-3亩换算，目前实际的稻田耕作面 积约600万亩。这600万亩稻田若种植传统糯稻，其暴雨季节的储洪能力将高达20亿立方米。 其有效储洪能力，接近于修筑一个大型水库。枯水季节，这些稻田还留有10亿立方米的水资 源储备，可以持续补给珠江下游的淡水资源补给。此外，种植传统糯稻，各少数民族配套建 设的山塘、水库和鱼塘还可以发挥稻田本身四分之一的蓄洪和储水能力。

因此，只要国家尊重民族习惯，放宽对糯稻种植和稻鱼兼营的政策限制，只要在未来的十年 内，稳定恢复传统糯稻的种植，国家就可以在不花一分钱、不动用行政措施手段的前提下， 不借助高新技术的背景下，建成近一个与长江三峡水库同等容量淡水储养基地。这将对缓解 中国枯水季节的淡水补给，消解暴雨季节的洪峰发挥不估量的作用。

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激励传统以糯稻为主食的中国百越、苗瑶各少数民族持续、稳妥地恢复 传统糯稻种植，凭借这些民族在山区实施人为湿地生态系统的建构，将大气降水和水平降水 截留在高海拔区位，以缓解中国珠江、长江下游旱季和缺雨年份淡水资源的短缺，同时削减 暴雨时节的洪峰，用文化重构与文化惯力的手段能动拉平中国南方淡水资源分布不均衡的自 然格局，营建一个有利于高效利用淡水资源的多元文化互补的社会和谐体制，真正实现我国 南方的生态安全。

〔责任编辑：付广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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