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虚构叙述“双区隔”原则（全文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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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虚构叙述的“双区隔”原则 ——Fictional Narrative:The Double Framing Principle 作
者：
赵毅衡
作者简介：
赵毅衡，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符号学与叙述学
原发信息：
《外国文学研究》(武汉)2014 年第 2 期 第 136-144 页
内容提要：
虚构与纪实，是叙述研究最基本的分类。本文讨论的是相对于纪实性叙述而言的“虚构叙述”，而且讨论所有各种虚构性叙述，试图从所有这些体裁中抽象出“虚构性”。本文首先回顾了学界在这个问题上的长年努力，从形态上、从逻辑指称上区分虚构，这个做法遇到不可逾越的障碍。因此本文提出用“双区隔”方式区分虚构：一度区隔用媒介化把再现与经验分开，二度区隔把虚构叙述与纪实再现相区隔。一旦因某种原因忽视区隔，虚构世界就会被当作“真实”对待。
Fictional Narrative:The Double Framing Princi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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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
虚构叙述/纪实叙述/媒介/指称/“双区隔”原则/fictional narrative/factual narrative/medium/reference/The Double Framing Principle
期刊名称：
《外国文学研究》 复印期号：
2014 年 08 期
一、问题的边界
关于虚构的讨论，是人类思想史上最迷人也最令人困惑的课题之一。尚未展开讨论之前，笔者对本文讨论范围稍作说明：
首先，本文讨论的是“虚构叙述”(fictional narrative)，不同于语言哲学关于虚构命题(fiction)，也不同于“小说”(西文亦作 fiction)，虽然这三者重叠的部分很大，但基本的定位有所区别；第二，虚构性叙述，是相对于纪实性叙述(factual narrative)而言的，这是叙述的两种基本表意方式：明白了什么是虚构性，也就明白了纪实性；第三，本文讨论的是所有各种虚构性叙述的共同特点，即各种符号各种媒介的叙述中各种虚构性体裁，包括记录性媒介的虚构叙述，如小说、史诗；表演性媒介的，如戏剧、比赛、游戏；记录演示性媒介的，如故事片电影、演出的录音录像等；也包括“类演示性”媒介的虚构叙述，如幻觉，梦境等。本文的目的是从所有这些体裁中抽象出“虚构性”，笔者最后总结的原则，必须适合所有这些体裁。
热奈特 1990 年的论文“虚构叙述，纪实叙述”，指出“叙述学”(narratology)这个术语严重地名不副实：从这个学科名称来看，应当讨论所有的故事，实际上却把小说奉作不言而喻的范本，叙述学几乎雷同于“小说技巧”。他自己检讨：他本人的《叙述话语》与巴尔特的《叙述学原理》一样，都排除了如历史、传记、日记、新闻、报告、庭辩、流言等纪实性叙述(Genette 755)。他还承认：甚至“非语言虚构”如戏剧、电影，通常也不在叙述学研究范围之中(Genette 755)。悖论的是，热奈特
此文依然以小说为中心：他详细对比了纪实与虚构这两大类叙述，对比的标准却是他在《叙述话语》一书中勾勒的小说叙述学体系，因此他讨论的，只是纪实叙述偏离“小说叙述学”形态的程度，并没有辨明两类叙述的本质差别。
叙述学的画地为牢，是这个学科的学者们心里清楚却始终未能弥补的缺陷。2003 年汉堡“超越文学批评的叙述学”讨论会，产生了一批出色的论文，但主持者迈斯特教授也坦承：叙述学的总框架依然没有能突破文学叙述学的范围(Meister 2)；施密德的叙述学新作，依然认为“文学研究之外很难有独立的叙述学范畴”(Schmid 5)。
虚构叙述问题之所以值得讨论，而且能够讨论，是因为几乎所有的纪实性体裁，都有对应的虚构性体裁；反之亦然。可以说：虚构与纪实，是人类叙述活动甚至思维方式的最基本分类。纪实性叙述(factual narrative)，并不是事实叙述：无法要求其叙述的必定是“事实”(facts)，只能要求做的是“有关事实”的讲述；反过来，虚构性叙述讲述“无关事实”，说出来的却不一定不是事实。这是我们定义虚构性的出发点。
二、从风格形态识别虚构叙述与纪实叙述?
传统叙述学既不讨论所有媒介中的虚构叙述，也不讨论虚构之所以为虚构的原因。叙述学对小说的形态做了极其详细的讨论，只是认为这些之所以为小说的特点，是经验惯例性的，也就是说，并不讨论这一系列特点与小说的虚构本质之间的关系。因此，传统叙述学的工作基本上留在形态
学层次上。的确，虚构叙述与纪实性叙述有相当大的形式差别。找到这些风格上的“标示符号”，就能知道是虚构还是纪实的文本。纪实叙述的文体标示符号相当多，例如：不宜用直接引语方式引用人物的话语；不宜连续用直接引语形成人物对话；不宜摹写人物心情，哪怕加委婉修饰语，例如“他当时可能在想”也不宜多；不宜采用人物视角来观察情节；不宜过于详细地提供细节，除非通过见证人的报告。以上五种“不宜”，出现在任何一种纪实叙述中，都会让读者起疑：“作者怎么会知道的?”从而对“纪实性”出现怀疑。叙述为了让读者信服其纪实性，也就会在文体上回避这些特征性写法，从而形成“纪实风格”。
但风格标准，经常不可靠，尤其是当作者故意标新立异，有意混淆体裁时。某些“纪实叙述”，例如“非虚构小说”或“新新闻主义”，风格上很可能非常接近虚构叙述。诺曼·梅勒的《黑夜大军》副标题就挑衅地称作“一部如小说的历史，一部如历史的小说”。反过来，某些小说也可能维持相当长的篇幅几乎没有这些“小说标记”。芭芭拉·史密斯曾经以托尔斯泰的《伊凡·伊里奇之死》开头为例，说明小说可能与传记难以分辨(Smith 45)。“客体主义”(objectivist)写作法，例如海明威与罗布-格里耶的某些作品，缺乏这些小说标记(Genette 762)。最重要的是：自传或日记，与第一人称小说，很难靠这些风格标示区别，因为心理描写，人物视角，直接引语，这三者在两类叙述中都可以用。正因为标准如此散乱，很多论者认为从文本风格区分虚构与纪实是不可能的任务。因此热奈特认为只能靠统计区分二者(Genette 758)。
难道这两者之间没有根本性的区分原则?塞尔首先提出否定的结论：“不存在某种句法或语用上的文本性质能够将一个文本认定为小说”(Searle 58)。他的意思是，读者只能看到文体风格的文学性，是否虚构却是作者意图。科恩对这个问题做了仔细检讨，她的结论也很悲观：“叙述学可以提供讲虚构叙述与非虚构叙述区别开来的标准，但这并不意味着它能提供一个一致的、可以完全整合的虚构性理论”(科恩，“论虚构性的标记”77)。热奈特更进一步认为：“纪实与虚构之间的互相模仿互相转换不可避免，因为没有叙述学风格学上的绝对分界，只有指示符号”(Genette 768)。
在实践中，这个问题实际上并不那么让人为难，各种条件综合起来考虑，感觉不出两种体裁的区别，反而是少见的事。但如果考虑文字之外的所有媒介，例如区别一场报告与一场演出，区别一部纪录片与一部故事片，虚构与纪实的界限问题就很难凭感觉处理。
三、用“指称性”区分纪实与虚构?
“指称”问题的现代理解，最早是由分析哲学提出的：弗雷格的“论意义与指称”，罗素的“论指义”，是指称问题上奠定基础的两篇论文，但他们的讨论局限于命题的指称之真伪，在句子水平上讨论问题，他们没有专门讨论虚构叙述文本。这就出现难题：虚构叙述中可以有大量有指称的命题，完全由非指称句子组成的叙述不可能存在。曾有学者讨论艺术的“跳越外延指称”特征(陆正兰等 102)，但艺术性不等于虚构性，例如纪录电影可以是艺术，但并非虚构。
在虚构研究上做出比较切实突破的，是“言语行为”理论。塞尔1975 年的文章“虚构话语的逻辑地位”提出了对虚构的新见解。塞尔理论的特点是把虚构视为一种作者明知其虚而“假作真实宣称”(Searle 324)。这样就把指称问题从符义学平面，提升到符用学平面：把虚构的虚假指称，归之于作者与读者(发出者与接收者)之间的共谋。
一般认为虚构叙述具有双层结构，即所谓底本/述本，但多里特·科恩提出：纪实叙述有三层构造：“虚构只需分两层，而非虚构需要分三层”，即需要多一个“指称层”(Cohn，Transparent Mind 89)。她的意思是纪实性叙述，其叙述行为始终指向叙述行为之外的一种“实在”。与“实在”的关系问题，是讨论虚构/纪实的核心论题。无论本体论哲学家如何定位这个存在，称之为“事实”亦可，称之为“指称”亦可，称之为“被再现的经验”亦可，它在叙述研究中占着至关重要的位置。
是否“有关真实”与是否有“真实根据”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虚构叙述完全可以用经验或文献证明自己“事出有据”。白居易“新乐府·序”说：“其事核而实，是采之者传而信也”(53)，又说“篇篇无空文，句句比尽规……唯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白居易 62)。白居易把这批叙事诗不仅当作新闻报导，而且当作呈交朝廷的调查报告。可以说这是在现代之前，在体裁分工意识不明确时代发生的情况。但在当代，小说作家列出文献出处的，也不在少数。虚构叙述作者的这种强调宣言，无法让我们把虚构文本一律视为“假作真实宣称”。
纪实与虚构之间，有一批中间体裁，具有“事实根据”。第一种是“半小说”(semi-fiction)即上面已经说过的“纪实小说”(factual fiction，或称 faction)，即具有纪实指称性的小说。诺曼·梅勒写“非虚构小说”《刽子手之歌》，声称“访问数百人，积累一万五千页素材”。第二种是所谓“虚构自传”或“自传小说”，第一人称叙述，作者与叙述者同名。科恩认为这类小说是“作者直接引用的一个虚构话语”(科恩，“论虚构性的标记” 84)，从文本本身很难判断是否为虚构。这种小说，有作者自己的“真实”生平材料作为指称层。例如郁达夫的中篇小说《茑萝行》，读起来像是写给妻子的一封家信，可能也真是家信的材料改写的；反过来，“反事实历史”(counterfactual history)是虚构某种情况的“历史写作”，例如假定希特勒入侵英国成功历史会如何走向?假定没有西方影响中国是否会产生现代性?这种叙述“无指称事实”，却有相当严肃的历史学术价值，可以说是“虚构纪实叙述”。因此，可以说虚构文本指称对象少，却无法如科恩那样用有没有“指称层”来做判断，指称材料的多少，也和形态特征一样，只是个程度问题。
用“指称性”作为标准的第二个大难题，是如何判断“真实”。可以设想两条“证实”的途径，一是直观体验，二是从文本间性获得“证据间性”。有了这两条，哪怕采用了小说风格手法的新新闻主义作品，也可以是“纪实叙述”。《冷血》的作者卡波特声称，“在这本书中，凡不是我亲身观察得来的材料，不是来自官方的记录，就是来自采访有关人士的结果”(转引自霍洛韦尔 113)。他在这里说得相当清楚：“亲身观察”是直
观体验而得的直接经验；采访与阅读文件，是用文本间性做“证据间”互证(孟华 41)。对于读者，“亲身观察”是难以做到的，因为所叙述的事件不再；而证据间的互证，也因为事势的变化，原证据不再就手。这两种“证实”方式，显然都只是作者的特权，更确切地说，是作者做如此声言的特权。
如果虚构的本质特征是“假作真实宣称”，那么卡波特的“真作真实宣称”，《冷血》是虚构还是纪实，就取决于我们是否相信作者的声言，或是信任他有从这两个方面“证实事实”的能力。不少人指责《冷血》中有大量场面、对话、情节，没有文件根据，也没有采访记录，是想象的。因此，对纪实叙述的信任，实际上只是对纪实规程的信任：相信作者在意图上对此编程做了最真诚的遵循，也相信他对此尽了最大的努力。
从社会文化的规定性来说，纪实叙述的特点，是读者可以要求纪实叙述的作者提供“指称性”证据，而并不在于作品中究竟有多少指称性。纪实性叙述是“与指称有关”的叙述，而虚构是“与指称无关”(referentially irrelevant)叙述。这并非因为虚构与经验世界无关，而是体裁程式不让读者作此要求。虚构作者可以在指称性上下工夫，正如纪实叙述作者可以在“生动手法”上下工夫，由此产生各种挑战体裁规范的文本：处处考证的“新新闻主义”，与细节特别丰富的小说难以区别；以“事实”为依据的传记，与生平材料相当贴合的传记小说难以区别；有意点实的映射小说，与标榜纪实的“调查报道”难以区别；被科技发展史证明“真实”的凡尔纳式科幻小说，与只是把知识生动化的科普小说难以区
别。如此等等不胜枚举，直到最后，即使对具有指称性的语句作统计比较，都难以区分纪实与虚构叙述文本。
面对这样的局面，我们就不得不同意塞尔的让人绝望的公式：“一件作品是否为文学，由读者决定；一件作品是否为虚构的，由作者决定”(Searle 59)。这话实际上是说，形态标记只是风格性的，而虚构则是作者的意图，如任何他人之心，意图实为不可测。作者的“非指称”写法，是他的意图，读者的“非指称”读法，是体裁的阅读期待(Culler 129)。
问题在于，既然上面第二节讨论了文本形态本身无法做出明确的区别，第三节讨论了作者的意图也不是明确的保证，读者如何能做到对这两类叙述的“指称性”作区别对待?他们是如何明白应当采取不同阅读态度?热奈特对此提出的建议颇为悲观：“真正起作用的标记，是副文本，如封面注明‘小说’”(Genette 774)。他这话实际上是宣判虚构问题无解，许多文本并不注明文体，中国出版界至今封面不写“小说”两字。
至此为止，我们还只是在文字叙述的范围中讨论问题，还没有考虑其他媒介。各种媒介的叙述，都有虚构与纪实之分，只是区分更为困难，因为上一节讨论的若干风格“指示符号”都不复存在，而作者的意图也更不容易显露。显然，为区分纪实与虚构叙述，我们需要找到更有效和普遍的依据。
四、虚构/纪实叙述文本与“经验事实”的区隔
因此，笔者提出一个可能比较抽象、但应该更合理的判别标准，即“区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