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思想解放历程与启示

近代“思想解放”的历程与启示

罗福惠（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教授）

一

近代的思想解放，始终围绕着两个要素而展开。一个要素是现实情境，即国内因各种矛盾尖锐化而出现的社会危机；同时又有外部势力的入侵而造成的民族危机。另一个要素则是思想资源。在“思想解放”时，人们头脑中往往已经存在着一个理想的模式，或至少是可供参照的事物以及可以作为指导的思想、学说或理论。

中国近代双重危机首度出现于鸦片战争前后，魏源于是提出，为了有效地“师夷长技以制夷”，就必须“去伪、去饰、去畏难”等“人心之寐患”。①魏源不可能采用“思想解放”的字眼，但显然是在“睁眼看世界”之后，最先提出了去掉心中疾病即解放思想的问题。甲午战争则使中国半殖民地化程度大为加深，双重危机进一步扩大，于是有谭嗣同疾呼“冲决网罗”。他认为人的思想，“初当冲决利禄之网罗，次冲决俗学若考据、若词章之网罗，次冲决全球群学之网罗，次冲决君主之网罗，次冲决伦常之网罗，次冲决天之网罗，次冲决全球群教之网罗，终当冲决佛法之网罗”。②这恐怕要算作近代最激烈的思想解放宣言了。而在指导思想上，如果说魏源的“师夷长技以制夷”还是初步提出“借鉴”西方之长的话，谭嗣同宣示的“不恤首发大难，画此尽变西法之策”，③就已经非常接近全面地学习西方了。

在落实解放思想的具体内容和改革诉求时，显然有一个从表层到核心，从局部到根本的推进过程。而且过往的经验显示，愈是指向核心和愈是涉及根本，难度也就愈大。

例如在引进和仿制西器方面，虽然魏源提出的“购船”、“购炮”，沿海设立船厂和火器局，以制造战舰、火炮、水雷，以及民用的风锯、水锯、自转碓、千斤秤等“器械”的主张，当时未能实施。但十余年后，经冯桂芬等强调“世变代嬗，质趋文、拙趋巧，其势然也”，认为面对各种器物发明、工具制造的日新月异，中国必须也“能造、能修、能用”，“始可自立于天下”；否则利器尽在他人之手，而自己“积习长技，俱无所施”，“适足取败而已”④之后，洋务运动终于在克服视工艺制造为“奇技淫巧”的传统思想障碍中展开了。虽然这一运动的实效仍然令人失望，但工业化的方向已不可逆转。

再如，在培养人才，改革科举，派遣留学生和兴办新式学堂的范围内，解放思想的作用也很明显。早在鸦片战争之前，就有不少有识之士对陈陈相因、千篇一律的科场时文教学与科举取士制度提出了批评。魏源在《默觚·学篇》中就一再主张“实学实用”。其后冯桂芬痛陈“国家重科目，中于人心久矣。聪明智巧之士，穷老尽气，销磨于时文、试帖、楷书无用之事”的危害；称赞西学“皆得格物至理”，“多中人所不及”，因此强调欲“鉴诸国”就必先“采西学”。⑤稍后郑观应更猛烈批评“拘守旧法，蹈常习故”的教育思想，断言“时文不废，则实学不兴；西学不重，则奇才不出。”⑥于是，从洋务运动到清末新政，译西书、派留学、废科举、兴学堂，步步推进，奠定了中国现代教育的基础，也培育了一批又一批为时势所需的各类人才。

还有社会职业观念从“农本”到“工商皆本”的巨大变化。古代中国以农立国，“重农”属于必然而且合理，但因崇本而禁末，重农而抑商，就是走向了极端。鸦片战争后，魏源、冯桂芬提出“兴制造”、“兴工艺”，还未涉及商业。到19世纪70年代西方商品的大量进入，激发了中国人“讲求商政”和“振

兴商务”的思想。薛福成认为，西人之谋富强，“以工商为先”，中国既不能阻止洋货进入，就必须“讲求商政”，使“贩运之利、艺植之利与制造之利”⑦同步发展。到80—90年代，人们对工商业的重要性和商人角色的作用有更明确的认识，郑观应称“商贾虽为四民之殿，实握四民之纲。士有商则行其所学，而学益精；农有商则通其所植，而植益盛；工有商则售其所作，而作益勤。商足以富国，岂可视为末务？”

⑧此后严复、唐才常、张謇等众多人士纷纷主张“商战”或“工商立国”。由于工商业的初步发展，故20世纪初无论在社会生活还是在政治领域中，商人和工商业团体都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上述三点，应该说是由解放思想出发，且已见到实效的地方，基本上还属于表层和局部的所在。对于核心和根本问题，即政治上的民主宪政和精神上的人的独立、自由问题，在近代的思想解放中也得到高度重视。

中国几千年的王朝统治造就了君主专制的政治传统和压制个体权利的思想习惯。近代前夕的龚自珍就用“一人为刚，万夫为柔”⑨来形容君主独尊、举国为奴的黑暗与危险，但他的理想是回到上古三代“有公是非，亦有公赏罚”的“公天下”。进入近代，人们皆知上古三代不可复制，于是从魏源到王韬、郑观应和康有为，无一不用西方的议院代替了上古的公天下。曾到西方游历的宋育仁在维新运动之前就说，“政非议不成，议非众不公”，“故议院为欧洲近二百年振兴根本。自有议院，而君不能黩武、暴敛、逞刑、抑人才、进佞幸；官不能怙权固位、枉法营私、病民蠹国”。⑩把设立议院看成是对抗专制独裁的不二法门。

在批判“君主有权，人民无权”的同时，“人”的自由和尊严，“人民”、“国民”的权利等开始被珍视和强调。严复在《天演论》中率先指出“民之自由，天之所畀也”。紧接着欧榘甲就说，“人生天地之间者，自非犬马奴隶，皆有自主之权”，“非君尊而臣卑，父尊而子卑，夫尊而妇卑，可以夺人天赋自由之权也。”{11} 到20世纪初年，激进的青年学生更公开宣言，“天下之至尊至贵不可侵犯者，固未有如民者也”，“以一国之民而治一国之事，则事无不治；以一国之民而享一国之权，则权无越限”。{12} 所以清末的政治改革，虽然存在着“体制内改革”和“暴力革命”这两种方式、两条途径的差别，但两者都是“民主”、“宪政”、“人的尊严和自由权利”等思想基础的产物，只是思想的高度或者说思想解放的程度不同。

辛亥革命依靠武力推翻了在中国延续数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但武力解决不了思想问题。没有君主的专制制度和专制思想，以及与之对应的盲从、屈服或逃避，依然严重地阻碍着中国社会前进的脚步。于是新文化运动树起“民主”、“科学”大旗，造成了新一轮的思想解放，由此广泛深入地传播了马列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的思想，使中国的社会改造进入到一个新阶段。

二

思想解放的内容必然包含“破”和“立”两个方面。所谓“破”，即对亟须改革的现状及造成这种现状的原因加以批判与分析；所谓“立”，即指出要达到的目标和实现这种目标的途径。后者应该是产生于创新思考和反复的实践活动之中。由此可以发现近代思想解放过程中的几点不足之处。

其一，近代以前，中国人用作思想资源或者说作为破立工具的，不外乎上古三代的“太平之世”，这是由传说、想象造成的理想蓝图；其次就是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学说。进入近代，虽然仍有如梁启超所概括的“以复古为解放”式的“复兴”论，但其所指乃是目标而非方法，即目标是中华民族复兴，方法却是学习西方。例如维新运动中的樊锥说：“洗旧习、从公道……唯泰西者是效。”{13} 易鼐主张“一切制度，悉从泰西”。{14}还有前述谭嗣同表白的“不恤首发大难，画此尽变西法之策”，都表明他们的思想

解放是以西方的一切作为参照乃至目标。进入现代，无论是陈序经的“全盘西化”还是胡适的“充分世界化”，也不过是“悉从泰西”的换一种说法。

从全球视野、人类共生的立场而论，所谓西器、西学、西法等也是人类生产的公共财富，尤其是其中先进的思想学说，不言而喻应该借鉴和学习。这里本来不应有中西界限，更不能嘲笑近代的思想解放成了舍已从人。但是如果把引进利用西方思想资源等同于创新思考，思想解放就成了另一种形式的“述而不作”，何况这其中还有外来事物如何与中国实情相适应、外来思想如何与中国固有文化资源相结合的问题。

其二，思想解放的目标难以落实，这尤其体现在最根本的人民权利和民主宪政的制度的建设上。近代由于民族危机深重，“人”的解放和“人”的权利、自由等等主张的内涵，多对个人与群体、人民与国家不加区别，甚至绝对指向群体而忽略个人。麦孟华说，“夫权者，身所固有，固非他人可以侵窃之物”，“得权者为天民，为强国；失权者为奴隶，为藩属”，{15} 属于不区别个人与群体、人民与国家的思想；严复所说的“特观吾国今处之形，则小已自繇（由）尚非所急。……所急者乃国群自繇（由），非小已自繇（由）也。求国群之自繇（由），非合通国之群策群力不可”，{16} 则是因国群而舍小已的思想。这种认识和态度属于合理的集体主义和爱国主义，甚可宝贵。但是反过来说，如果完全不能保障每一个小已和个人的自由与权利，人人形同牛马奴隶，这个群体就不会有活力与生机，这种国家就只能是奴隶制国家或皇权专制国家，而不可能是现代国家。

再从实际的政治改革进程而言，清末的改良派和革命派分别要求君主立宪和民主立宪，但顽固守旧的清王朝长期采取扼杀、拖延甚至变相加强集权专制的措施，从而促发了辛亥革命。随后通过武装革命建立的民主共和制度和《临时约法》，遭到迷信武力的袁世凯的毁弃，中国又陷于武力割据和军阀混战。国民党通过武力建立政权后，中国共产党和民主自由人士及后来的民主党派反对国民党的专制独裁，要求民主、自由和实施宪政，但国民党直到败亡前夕才匆忙演出了一曲行宪闹剧。在政治民主这个问题上，思想解放的目标却要通武力来实现，这不能责备改革者，只能归咎于统治集团怙权固位，视权利为禁脔，拒绝人民的参与。

其三，近代也有若干暝想、臆断、躁进甚至作伪的思想和主张，假思想解放之名而登台，或者也被人视为“思想解放”。太平天国运动领袖宣传的人间大小“天堂”，康有为的“大同书”，就属于脱离实际的暝想和主观臆断。由于急于证明自己主张的确凿不移，把改革或革命说成轻易即可实现的浪漫主义，也可视为此类。如康有为上书鼓吹“变法”的神效说，“若以中国之广土众民，近采日本，三年而宏规成，五年而条理备，八年而成效举，十年而霸图定矣”。{17} 当然康氏此类文字，是为了鼓动人心而采取的策略，但其始怀有速成速效的幻想也是不容讳言的。

20世纪初年，在一些貌似激进的人士的笔下，曾经多次出现“废除婚姻”、“毁家（庭）”、“祖宗革命”、“废除钱币”，乃至“无政府”、“无国家”等等超越实际的新奇之论，当时就曾造成社会上的思想困惑，几乎干扰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的进行。幸好此类“激进之士”没有掌握权力资源，否则产生的危害不难想见。

三

近代史上思想解放的历程和某些不足，留给后人诸多启示，最主要者有如下几点。

首先，思想解放应该是一种常态，即一个国家、一个社会乃至每个个人，其思想应该始终处于开放、吸收和创新的活泼状态。谭嗣同在谈到“冲决网罗”时，曾经深刻、辩证地指出，“网罗重重，与虚空而无极”，“然真能冲决，亦自无网罗；真无网罗，乃可言冲决”，“循环无端，道通为一”。{18}从积极

的意义上理解谭氏的话，可说是任何社会任何时候都会有矛盾，有问题，包括客观上的阻力和主观上的思想包袱，因而需要不断地解放思想，通过改革和创新来克服前进道路上的障碍。

从某种意义上说，思想解放没有一劳永逸。因为新时势、新问题层出不穷，所以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处境和思想解放的要求。严复说，“语有之曰，‘曲士不可与语道者，束于教也’。苟求自强，则古人之书且有不可泥者，况夫秦以来之法制。”{19}重视经验但不能墨守陈规，尤其不应回避问题而粉饰太平，导致问题积重难返，矛盾趋于尖锐，国势濒于阽危，这才“穷极思变”，实际上这样付出的代价更大。

其次，思想解放不仅需要勇气，更需要从全人类创造的科学知识中发现资源和营养，经过认真的别择弃取和消化吸收，融会贯通而形成真知灼见。在近代史上，由于中国远远落后于西方，因而把借鉴和学习的焦点集注于此，也无须苛责。但是思想界的主流表现出蔑视中国的传统，对固有知识和经验一律视为消极甚至无用，只强调从西方“拿来”，用以取代固有，应该说是缺乏试验的态度和创新精神。社会学家兼教育学家潘光旦先生，把思想解放的诉求或追求目标称为“看法”。他说，“我们名为选择了一种看法，可能是一种看法选择了我们。我们一面以能抗拒甲物自豪，一面可能成了乙物的奴隶。”{20}要避免冲破了一种旧传统旧思想的束缚，又受到一种新的束缚；冲破了自身传统或思想的束缚，又受到他人传统和思想的束缚，就必须对既往人类的各种理论成果和实践经验，始终保持科学的实事求是的省察的态度。

复次，思想解放要坚持着眼于人民群众。因为思想解放的根本诉求，必须反映并且符合人民群众的愿望；而达成思想解放的目标，更要依靠人民群众的共同实践。在近代史上，思想解放的先驱们对此或许认识不足。如魏源就说过，“国家有一谠议，则必有数庸议以持之；有一伟略，则必有数庸略以格之”，故认为改革创新“非任事之难，而排庸俗众议之难”。{21}魏源处在近代之初，当时举国皆俯首于专制权威之下，桎梏于纲常名教之中，大多“庸众”只能“戢戢受治，奉令惟谨”，真知灼见被目为惊世骇俗，因此他毅然排除“庸俗众议”的态度，正体现出大无畏的勇气和决断。

但是问题还有另外一个方面。先秦的儒道二家就说过“道不远人”，无论思想和行动都要“以百姓心为心”，即再深奥玄妙再伟大正确的“道”（可以理解为真理），说到底就是人心所知所向的道理，也是“百姓寻常日用”的总结和升华。何况自近代以来，随着教育的日益发展，人民群众“智慧日开”，他们的社会实践和对“平等”、“解放”的要求，构成了社会发展的真正动力。所以，无论是思想解放的目标、内容及其逐步落实的过程，都不能离开人民群众。

最后，思想解放还应容许和鼓励发表各种不同的见解和主张。新文化运动之初，陈独秀对保守派的异议和折中派的调和主张极度反感，认为“旧伦理旧道德”与“新伦理新道德”、“旧文学与新文学”等，皆如冰炭不可同炉。他在1917年5月1日曾说，“鄙意容纳异议，自由讨论，固为学术发达之原则。独至改良中国文学，当以白话文为文学正宗之说，其是非甚明，必不容反对者有讨论之余地，必以吾辈所主张者为绝对之是，而不容他人匡正也”。实际上陈独秀并非只在文学论争上陷入了非此即彼的两极对立思维模式，因为同一天他在另一处又说，“真理与俗见，往往不能并立。服从真理乎？抑服从俗见乎？其间固不容有依违之余地，亦无法谋使均衡也。”{22}对于明显的谬误，当然应该抵制和排斥，但真理不会拒绝争论，而只会愈辩愈明。

解放思想，发表议论，是现代社会的必然现象，也是每个人不可剥夺的权利；但又并非每个人都自以为是上帝，可以把自己个人的见解视为唯一真理，以一已的是非为标准，去评判古今中外的一切。而只有通过同时代人甚至一代又一代人的交流、探讨，不断地总结、修正和建构，形成集体的社会的智慧结晶，思想解放之花才能永不凋谢，并不断结出佳果。

注释：

①魏源：《海国图志》（上册），岳麓书社1998年版，第1-2页。

②③{19} 谭嗣同：《谭嗣同全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90、168、290页。

④⑤冯桂芬：《校邠庐抗议》卷下，光绪丁酉聚丰坊刻本，第73-74、67-69页。

⑥⑧郑观应：《郑观应集》（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80、593页。

⑦薛福成：《薛福成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541页。

⑨龚自珍：《龚自珍全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20页。

⑩宋育仁：《采风记》，光绪乙末袖珍山房刻本，第11页。

{11} 欧榘甲：《论政变与中国不亡之关系》，《清议报》第27册，“本馆论说”第2-3页（光绪二十五年已亥农历八月十一日）。

{12} 佚民：《说国民》，《国民报》第2期（1901年）。

{13} 樊锥：《开诚篇（三）》，《湘报》影印合订本（上册），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186-187页。{14} 易鼐：《中国宜以弱为强说》，《湘报》影印合订本（上册），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153页。{15} 麦孟华：《说权》，《清议报》第44册，“本馆论说”第4页（光绪二十六年庚子农历四月十一日）。{16} 《严复合集》第13册，台北辜公亮文教基金会1998年版，第441页。

{17} 康有为：《康有为政论集》（上册），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24页。

{18} 《严复合集》第1册，台北辜公亮文教基金会1998年版，第73-74页。

{20} 潘光旦：《潘光旦文集》第6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68页。

{21} 魏源：《魏源集》（上册），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51、52页。

{22} 《陈独秀书信集》，新华出版社1987年版，第133、14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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