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合作中寻求中美教育共赢
摘要：加州州立大学北岭分校（CSUN）艾斯纳教育学院（Michael D.Eisner College of Education）现任院长迈克尔·斯巴格纳（Michael E.Sparena）教授同时担任加州州立大学教育学院院长联合理事会会长、洛杉矶区域高等教育机构促进教改联盟主席、CSUN“数学与科学教师培养计划”（MSTI）负责人。他在CSUN领导了由卡内基基金会、安纳伯格基金会和福特基金会资助的“新时代教师”项目，并在迪斯尼公司艾斯纳教育基金会的捐助支持下创建了以创新教学及提高教育工作者素质为重点的教与学研究发展中心（Center for Teaching and Learning），出任该中心的首席讲座教授主任。之前他曾获得北岭分校的卓越教学奖并担任教授理事会主席。目前，斯巴格纳教授正在计划筹建CSUN比较教育中心。为深入了解该中心的筹建计划以及美国教师教育、特殊教育、认知心理学等领域的最新发展方向，本刊对斯巴格纳教授进行了专访。斯巴格纳教授认为，中美两国在教育领域具有广阔的合作空间，相互的借鉴学习对彼此都具有重要意义。艾斯纳教育学院希望建立比较教育中心，致力于研究中国教育及开展中美教育合作。感谢浙江大学教育学院徐祯在翻译方面为本文作出的贡献。
关键词：中美教育合作；教师培养；特殊教育；认知心理学
一、《残疾人教育法》的出台促进了美国特殊教育的发展
《世界教育信息》：据了解，您的博士研究方向是特殊教育，也曾任艾斯纳教育学院特殊教育教授。请您向我们介绍一下美国特殊教育的发展情况。
斯巴格纳：在美国，我多年从事特殊教育工作。但在1970年之前，特殊教育的重要性一直没有被重视。直到1975年，美国出台了《残疾人教育法》，此后几乎一夜间，社会对特殊教育的需求大大增加，接受特殊教育的学生人数剧增；同时，促使学校改变教育内容与教学方式。学生们不再被分配到不同的环境中接受教育，残障儿童被邀请回到他们住所附近的学校，与其他儿童一起接受教育。此举可以带来两方面好处。第一，残障学生与其他学生处于同一个班级时，他们会学得更好、更快。因为他们与其他同龄人在一起学习时，会感觉受到了平等待遇，能更自信。他们不仅可以从教师那里学习知识，也可以把其他同学当作自己的榜样，从其他学生那里学到经验。例如，学会一些生活技能、养成一个好习惯。第二，提高班级中每个同学的社交能力。如果一名普通学生在一个有残障学生的环境中接受教育，长大后就不会因为见到残障人士而心生畏惧。在我看来，这方面的修养对青少年更为重要。
我曾认识一个成年人，他此前并不了解残障人士的身体和生活状况。当他看到饭店里某些人身上有伤疤的时候，就表现得很不自在，也很紧张。但是，如果他在学生时代就已经接触过这些人群，就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例如，小学三年级或四年级的学生与残障学生在一个教室里学习与生活时，并不会感到丢人，而会感到亲切和熟悉。长此以往，社会就不会对残障人士有羞耻感与隔离感，人们对不同群体的接纳意识可能还会提高。我认为，社会的强大首先要体现在对弱者与残障人士的照顾方面。如果每个人都能从照顾别人的角度出发，社会就能更强大，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会更加紧密。这是我从美国教育体系中体会到的。我认为，这是社会发展的指路灯塔，一个在特殊教育领域成功的国家一定能在一个时代取得制胜的地位。
《世界教育信息》：贵校在促进特殊教育发展方面采取了哪些有效措施，取得了哪些成绩？
斯巴格纳：CSUN于20年前创建了一所推崇全纳教育的特许示范学校。这是一所定位很高的多功能学校，被认为是满足特殊学生群体教育需求的学校中的典范。这所学校将残障学生纳入普通班，与普通学生在一起接受教育，创造了很多成就。为此，CSUN感到很骄傲。
CSUN每年会输送很多优秀师范生到这所学校去任教，也会定期举办研讨会，邀请其他学校的教育管理人员和教师，包括到CSUN接受培训的中国校长和教师，到CHIME交流学习，以推广这个特殊教育机构的好经验。此外，CSUN的一些教授针对早期教育做了很多开创性的研究。同时，我们依托CSUN教研团队的密切合作与交流，关注和帮助有学习障碍和其他精神缺陷的学生群体，积累了丰富的教学与研究经验。特殊教育系的学者连年荣获联邦教育部和州教育部的最高奖金，发展多种特殊教师职前培训和在职培训项目，为加州和美国特殊教育发展作出了卓越贡献。CSUN设立的全国聋哑人教学发展和研究中心也多次获得各级政府的资助和表彰，成为全国聋哑教育的带头机构。许多有视力或听力障碍的美国学生和国际学生都慕名来这里求学。
二、神经心理学是认知心理学一个最新的发展方向
《世界教育信息》：众所周知，认知心理学是人类教育史上的一次革命，请您谈谈它对美国教育界的影响以及目前的发展方向。
斯巴格纳：认知心理学为美国教育界带来了极大的影响。在认知心理学问世之前，美国教育界一直奉行行为主义范式。我们会对学生说：“做这个”“做那个”，要求他们一步一步地做好。认知心理学家提出，教育的重心是帮助学生们理解知识的内涵，关注和教会他们如何学习。在认知心理学中，理解学习的过程是教学的核心。艾斯纳教育学院的教师会与研究神经心理学、神经发展方面的学者共同开展研究，以便更好地理解认知心理学。例如，有些学生不能集中精力学习，在某些情形下可能是因为他们晚上有睡眠障碍，这就属于认知心理学的研究范畴。如果教师不具备认知心理学的相关知识，当学生注意力不集中时，教师可能会问：“你为什么不集中注意力？”“你生病了吗？”这时，教师实际是由于错误的判断而打击了学生。反之，如果教师接受过认知心理学的训练，就会主动联系学生家长，询问学生是不是晚上没睡好。如果学生确实有这个问题，教师就会提醒家长注意学生的睡眠问题，因为睡眠不足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学生集中注意力的能力。
目前，认知心理学在美国教育界处于支配地位。在我看来，它一直没有失去这个地位，只是改变了研究方向，从神经功能的角度来研究认知心理学，即神经心理学。它是以大脑为基础的研究，或是神经生物学方面的研究。通过这方面研究，人们会逐渐了解如何训练大脑，使其更具效率，最终提高教学效果。这是目前最新的研究方向。
我曾在荷兰阿姆斯特丹大学学习神经心理学的相关知识。在那里学习的时候，教授会展示一个人类大脑扫描图。从图中可以看出，大脑的一些部分有损伤。然后，我们会研究大脑存在的损伤是如何影响人们学习的。当教师在实际教学过程中注意到学生出现了相应症状的时候，就可以知道他们的大脑哪部分可能出现了问题。目前，德国、荷兰等同家开展的神经心理学研究处于世界领先水平，对于认知心理学的发展有重要的影响。我相信，如果有一段关于神经心理学的学习经历，你将会对儿童心理与认知研究更感兴趣。
三、“力争上游”计划是美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联邦教育改革
《世界教育信息》：为了适应不断变化发展的国际国内形势，各个国家都在开展一系列的教育改革。美国当下重要的教育改革是什么？
斯巴格纳：当前，美国呼声最高的教育改革运动之一是“力争上游”（Race to the Top）计划，号称是美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联邦教育改革运动，旨在研制和健全严格的标准和更好的评估体系，设立更好的数据库，为学校、教师和家长提供学生进步的资料，支持教师和学校领导人成为更有效的教育工作者，并加强干预措施和增加资源以改造那些学生成绩较差的学校。将评估引入教育系统是这次改革的重中之重，包括对教师工作有效性的评估，以及对学生成绩和表现情况的评价。在美国，很多家长在孩子进入大学之后感到很失望，因为这些孩子在高中时成绩还不错，但在大学第一年不能通过一些基础学科的水平考试。对此，家长很不理解。这就是高中教育与大学教育之间的脱节。相关研究部门需要找出那些影响学生成绩和表现的因素，通过建立学生学业跟踪数据库对学生的学习情况有更准确的评估与了解，以改进他们在中小学阶段的学习，为接受高等教育和进入职场做好准备。
此外，很多关于教师培养方面的改革也在有序开展。其中，有一项改革是学校教学项目的评价体系。这项改革的进展并不顺利。迄今为止，仍然没有一项改革方案能对学校的教学项目质量做出准确的评估。
目前，在美国教育界有一个共识：要想培养出更好的学生，就要聘用那些来自名校的成绩优秀的师范生任教。也就是说，如果准教师们在大学本科学习时能够取得好成绩，他们将更有可能成为一名优秀教师。但是，在大学课堂中取得良好成绩并不能保证师范生在投入实际教学工作后一定能取得同样的好成绩，因为后者更多取决于师范生在大学期间所接受的师范教育的质量。因此，美国学校立足于择优录用教师，不再仅仅考察师范生在校学习成绩的高低。在中美两国，选拔教师时都会考察学生的学习成绩。美国要求师范生在学习期间获得B级以上的平均成绩，只有取得良好的成绩，才能获取教师执照。在中国，教师也要通过资格考试才能上岗。美国教育改革家们不断争议的一个问题就是学校应按什么标准聘用教师，即教师需要具备什么样的素质？在国际上，有一种被称为“前三准则”的标准，即同一所学校、同一个专业毕业的学生，最终可能只有前三名会被工作单位录取，因为单位往往会选择成绩靠前的学生。事实上，“力争上游”计划对教师的素质和成绩并不太重视，它所注重的是如何用学生的标准考试成绩来衡量和改造师范教育，所关切的是学生有没有从教师那里学到东西。
四、中美两国在教育领域具有广阔的合作空间
《世界教育信息》：我们了解到，这是您第一次访问中国，能谈谈此次中国之行的感受吗？
斯巴格纳：我这次访问中国，主要是应邀出席在北京和上海举办的比较教育国际论坛，在论坛上做主题发言，与中国学者共同探讨学校如何培养学生创造力和其他教育改革中的关键问题，并访问中国的教育机构，商议在比较教育和教师培训方面合作和交流的事宜。我们大学的中国所于1982年成立，多年来致力于发展与中国的友谊与合作，已经与60多所中国高校建立了姐妹大学关系。近年来，在加州州立大学中国所所长、教育管理学教授苏智欣博士的领导和推动之下，艾斯纳教育学院与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和几所重点师范大学建立了密切的合作关系，开展了各类长期和短期的合作项目，包括高等教育管理人员、教育局长、中小学校长、教师以及幼儿园园长的短期培训、影子校长项目、中小学及大学教育管理的研究生项目、中国政府干部培训等。我这次来中国也是为了进一步落实苏博士最近发展的一些新的国际交流项目。
我发现，中国教育蕴含着很多机遇，目前在做的一些事很有价值。中美之间有很多可以共同研究和互相学习的领域，不管是教育政策方面，还是教师学者交流与国际交流中心的建设，都有很大的合作空间。我非常期待将合作范围推广到亚洲，与中国建立更多、更广的合作关系。依托国际合作可以实现中美两国学者、管理者、学生的交流学习。
此外，现在美国的教育研究人员有一个很大的担忧，担心美国针对教育界的一些政策会对国际比较研究有所不利。在国际学生评估项目（PISA）一类的研究中，人们往往很关心测试的结果，而对其中的原因——学生成绩的背后因素没有过多的关注与研究。例如，这些报告并没有介绍上海的学生在阅读、数学与科学方面表现最好的原因，以及上海教育与美国教育的区别。我们这次来华的另一个目的是找出中国学生在国际测试中表现优异的根本原因，学习中国发展教育的经验。美国的许多教育改革项目没有借鉴世界上其他国家的教育发展经验，这对我们是很不利的。
《世界教育信息》：中关两国在教育领域存在很大的合作空间，相互的借鉴学习对彼此都具有重要意义，能否谈谈您对中关两国未来教育合作发展方向的一些看法与展望？
斯巴格纳：我认为，中国教育正处在一个非常好的发展方向上，中美两国应当相互学习，在合作中寻求共赢。中国学生有着优异的学术表现，但在创造力上有一些不足之处。创造力培养是未来中国教育面临的一大挑战。中国教育仅仅追寻学术表现中的“第一名”是不够的，而应注重学生创造力的培养与转化。例如，如何孵化出下一个像苹果或谷歌这样的极具创意的企业？我想这才是中国现在真正需要的，而美国在这方面有很好的经验可以供中国参考。
美国也可以借鉴中国的专业化教学特色，吸收借鉴中国的教师培养体系方面的经验，真正为教师着想。如果美国教师能学习中国教师的专业教学方式，将能够提高美国学校的教学质量。当前，两国教育在学术表现、问题解决、创造力培育等方面各有侧重，今后会有更多的合作。
美国与中国的教育合作交流成果丰硕，因为两国都面临学生的多样性问题。我这次仅到访北京、上海，我还希望去中国的农村地区看一看。我想我在那里会看到中国教育面临的多样性的群体，就像在美国一样，两国的多样化群体具有极高的对比研究价值。例如，美国与芬兰就没有多少相似之处，芬兰采取的是一种完全不同的教育体制，他们的教学对象有很强的同质性，没有太多贫困群体。通过对中美两国教育进行比较研究，我们将会在领域内获得更多的发展机会，不仅在学术表现与创造力建设上有所突破，也可以通过学习借鉴解决问题。
五、中国教育及中美教育合作是比较教育中心开展研究的出发点
《世界教育信息》：艾斯纳教育学院正在建设一个比较教育中心，请您谈谈该中心的发展计划以及与中国的合作事宜。
斯巴格纳：加州州立大学系统尚未有类似的中心。在美国，要建立起一个研究中心，首先要得到大学领导的准许，向校方提交中心的工作目标、发展方向、人员管理与组织模式。艾斯纳教育学院有一个五年计划。第一年的主要目标是获得学校批准，并规划中心的优先发展方向；第二年，聘用一些研究组成员，并且将他们迅速纳入已有的体系中；第三年，在过去和现有的比较教育研究和学习项目的基础上，建立美中两国之间的教育研究与培训合作项目，并有所建树；第四年和第五年，或许更早一些，邀请加州大学系统的其他大学加盟，展开更多和更广泛的国际合作交流。与中国院校的合作交流将贯穿于五年计划之中，中国教育及中美教育合作将一直是该中心开展对比研究的出发点。我将中美学术交流看作基础性、框架性的合作，该中心会以此为基础开展五年计划。事实上，我这次访问中国，参观了许多大学和教育机构，认识了很多教育界人士，这也是建立这个中心的计划的一部分。
比较教育研究中心的工作主要是发展更多的国际合作研究和培训项目，并且与我们现有的教学研究中心一起建立资料库，利用我们的丰富资源为中美教育工作者提供进修和交流的机会。这两个中心将互相依托，通过多媒体交流方式，与国际学者开展广泛的合作研究。同时，我们会建设一个网站平台，借此平台可以实现共同发表文章、召开国际视频会议等多种合作。之前，苏智欣博士已经带领我们学院的其他学者成功地开展了多项中美教育比较研究，包括校长和教师培训、小学课程设置和教学、中学科学教育、大学教与学、杜威和古德莱得对中国教育的影响等，为中美教育改革提出了很多积极的建议，作出了重要贡献。我们希望通过建立比较教育研究中心，与中国教育界学者开展更多、更好的合作与交流。
编辑 朱婷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