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公民”概念演变的历史考察

【摘要】厘清“公民”概念成为我国教育转型乃至社会转型的当务之急。国内学者对“公民”概念的阐释主要从伦理学、政治学、法律等角度展开，部分学者评介了诸如自由主义、共和主义、社群主义等对公民的理解。笔者从政治哲学角度对西方“公民”概念进行历史考察，究其源与流，以把握公民概念的本质，裨益于我国现代公民教育的理论和实践。

【关键词】臣民 市民 公民

古希腊罗马时期：“公民”概念的起源与初步发展

人类在进入政治社会之前，经历了漫长的氏族社会。后来，氏族社会逐渐解体，城邦逐步形成。“城邦”（polis）是“政治”（politics）的词根，而“公民”（polites）就形成于城邦的政治生活中。在城邦建立的过程中，当需要处理人们公共生活的各项事务而进行权利分配时，便形成了主权者和被统治者两个阶层或阶级，而那些能够享受主权的一类人仅限于具有本城邦血统的人。于是，“属于城邦的人”—“公民”诞生了。这就是古希腊乃至西方最早的公民概念。在西方，亚里士多德较早使用了“村民”、“平民”、“臣民”、“人民”、“公民”、“自由人”等词，它们分别反映了个人与城邦国家的不同关系。对于“公民”，亚里士多德认为：“凡有权参加议事和审判职能的人，我们就可说他是那一城邦的公民；城邦的一般含义就是为了要维持自给生活而具有足够人数的一个公民集团。”①对于公民而言，他们是城邦的权利主体，有共同信奉的家族、部落的神，他们坚信只有在本邦神的庇佑下才能生存，离开城邦是很痛苦的事情，他们把放逐看成“比死亡更严酷的惩罚”②；对于城邦而言，它是政治—伦理共同体，它属于全体公民所有，以追求公共善为目标，城邦要“维持自给生活”、实现公共善有赖于“足够人数的公民集团”的公民美德和集体自治。这就形成了高度同质化的公民与城邦关系。

古罗马最初只有贵族具有公民资格。城邦后期，随着商品经济的出现和发展，平民借贷者经常沦为债务奴隶，社会分裂为贵族阶级和平民阶级。贵族阶级由有统治权并掌控公职的大地主构成，平民阶级主要由无土地的佃户构成，他们被迫为贵族创造财富，却被排除在政治生活之外。平民为反抗压迫展开了不懈的斗争。公元前496年至公元前382年，罗马平民以集体撤离的形式反抗贵族的压迫，争取平等地位，要求重分土地，废除债务奴役制，以及担任包括执政官在内的各级官职。罗马共和国被迫于公元前450～449年颁布了罗马历史上第一部成文法典《十二铜表法》。此法典内容相当广泛，在一定程度上对贵族的专横和滥用权力作了限制。此后，随着平民与贵族斗争的继续，罗马相继颁布了以《市民法》和《万民法》为主的一系列法律，进一步调整了公民内部的阶级关系以及公民与外来侨民、外来侨民之间的关系。经过持久的斗争，公民范围扩大，到公元前 3 世纪通过霍腾西阿法案后，平民获得公民资格。至公元前1世纪，公民身份已经逐渐赐予了整个帝国的臣民。这时，存在或产生了自由民、附属民、臣民等，也存在“人民”、“世界国家的公民”（或“宇宙的公民”）的提法。公民具有双重身份，罗马身份以及他们的本土身份。“作为政治动物，作为城邦或自治的城市国家一分子的人已经同亚里士多德一道完结了；作为个体的人则是同亚历山大一道开始的”③，公民个体意识、权利意识不断觉醒，公民与城邦不再是命运共同体的关系，公民权利与城邦权力呈现出一种张力。“古罗马帝国后期的问题在于如何把一种抽象的普遍公民身份观念与强大的政治约束联系在一起，也就是如何克服因公民身份而导致的政治分离问题。”④总而言之，古罗马中后期的“公民”概念与古代城邦时期的“公民”概念相比，已经有了初步的发展。

在古罗马中后期，虽然公民与城邦的联系不像古希腊、古罗马城邦时期那么紧密，但仍通过传统、法律、教育等强化公民身份，强化效忠于国家集权共同体的美德。虽然公民身份的获得依据不再局限于出生而可以由授予获得，公民范围不断扩大，但公民身份仍然是一种排他性的特权。虽然产生了个体意识、权利意识，但仍注重对城邦的责任和义务，“与好的希腊人一样，罗马的好公民必须拥有美德—愿意奉献给他的国家”⑤，只是在参与城邦政治生活方面相对消极。

中世纪：“公民”概念的淹没

随着罗马帝国在西部的崩溃，一批蛮族国家相继出现，王国之间战争不断，西部正在巩固的各种共同体都是各部落对其首领的个人效忠；而东部的残余依然在皇帝的控制之下，其法律和意识形态的中央集权产生了苛刻的拜占庭独裁统治。这就使源于古希腊、古罗马的民主制度遭到破坏。“人们不再通过行使公民身份来追求个人的荣耀，取而代之的是追求个人的救赎。”基督教胜利了，世俗国家的地位和作用被贬低，“教堂取代政治共同体成为忠诚和道德陶冶的核心”⑥。教会与王权都要求忠诚，此时的个人不再是具有独立人格和政治权利的城邦公民，而是获得了宗教与世俗双重身份的上帝的“子民”和封建王权的“臣民”，“几个世纪以来更为复杂的中世纪关系模式抑制了一个可比较的公民概念的发展”⑦。

11世纪，城邦工商业在北起佛兰德尔海岸、南至威尼斯和整个南意大利广大的范围内兴起。区域性的市场出现了，商品流通把城镇（town）与乡村联结了起来，并且随着市场的扩张，城镇间相互融合，规模更大的城市（city）出现了，相应地，11世纪在欧洲大陆出现了“市民”（burgenses）一词。“市民”是一种既非领主又非附庸的具有独立合法身份的社会阶层，主要由商人和工匠组成。城市的出现带来了自由的空气，“任何逃离其领主并到一个城镇生活一年零一天的奴隶都是自由的”。⑧但这种自由是等级制度下的“自由”，市民仍是作为一个等级而存在。市民阶层组成行会以实现经济和政治利益。行会力量不断壮大，促使城市通过立法的方式保证市民的利益实现，城市逐渐成为手工生产与一般贸易的保护者。再后来，行会与城市政权相结合，建立了城市制度，出现了选聘的执政官。中世纪后期，行会逐步蜕变为特权阶层，实行政治上和经济上的双重垄断。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运动激发了以行会底层的帮工和学徒为主的城市市民平等意识的觉醒，人们纷纷组成自己的组织来对抗行会政权的控制。最终城市市民站在王室一边，王室逐渐向国家机构转化。而伴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与城市不断向外扩张市场，跨区域的、局部性的统一市场开始形成，一种完全不同于自然经济的非自足性经济形态开始深刻地影响着人们的生活，市民社会则在这个过程中孕育。到了14世纪后期，欧洲各地的市民基本上都以市民社会的面貌而登上了历史舞台。在这个过程中，由于王室转化为国家机构以及绝对主义国家的生成，市民也逐渐地获得了另一重角色，那就是“公民”。

中世纪的政治制度是封建的等级制度，无所谓民主。因而，个人与国家的关系主要体现为“臣民”与君主的关系，“臣民除了君主的意志以外没有别的法律，君主除了他自己的欲望以外，没有别的规则”⑨，“臣民”完全依附于封建主，有人形而无人格，只有服从的义务而无权利、独立、自由可言。在这一时期，也出现了具有自由、平等特征的“城市”以及与其相对应的“市民”阶层直至后期的“市民社会”，但市民与王室、封建领主的关系仍是分等级的，就连市民之间的权利也是不平等的。但无论如何，出现了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相区别的趋势。

近现代：“公民”概念的重新确立

起初的市民及其社会没有任何民族国家的含义，而是绝对主义国家意义上的。绝对主义国家的形成，打破了早期自治城市的封闭狭隘性与地方主义特征，原先的市民又一度成为国王的臣民，只是到了资产阶级革命胜利后，民族国家兴起，他们才又获得自己的独立存在，并通过资产阶级共和国进一步获得某种现代公民的特质。

可见，现代意义上的“公民”由“市民”发展而来，是相对于民族国家而言的。“所谓的民族国家指的是在统一的民族（国族）基础上建立的、以国家为标识和认同核心的主权国家，它是在调控能力上优于传统国家（如古老帝国或城市国家）的政治共同体。”⑩据此，我们对“公民”概念的理解应注意以下两点：

首先，现代民族国家意义下的“公民”不同于古希腊、古罗马时期的“公民”。在与国家的关系上，古代的公民与国家高度同质化，是城邦国家整体意义上的公民，缺乏独立的个体性特征；而现代的公民是独立、自由的个体，在忠诚于民族国家的同时，追求自身政治权利的实现和独立人格的养成。在本质内容上，虽然二者都以政治权利为内容，但古代的公民是与奴隶相对的特权阶层，而现代的公民则坚决反对这种特权观念，强调人与人的平等。在公民身份的获得上，古代的公民主要以出身和财产的多寡作为身份获得的条件，而现代的公民则坚决反对在公民之间划分任何等级，虽然它也强调其私人财产及其经济活动自由应当得到切实保障。在权利与义务的关系上，古代的公民是权利与义务的统一体，但在其现实性上，仅仅是忠诚于城邦的义务主体。即便如此，古代公民概念中所包含的平等、对国家的认同、积极参与、集体自治等内容仍被历史地保留在现代公民概念中。

其次，现代“公民”概念与“臣民”有本质的不同。臣民是封建专制的产物，体现的是顺从型政治文化的特征。以阿尔蒙德、维巴为代表的研究者通常将社会成员区分为村民、臣民和公民。但遗憾的是，阿尔蒙德和维巴虽然看到了臣民所由出的文化环境，但却进一步混淆了臣民与公民，认为：“在许多国家里，个人发挥公民作用的机会非常有限，但是在所有的国家里，不管其政治制度的形式如何，个人总是臣民。”就连启蒙思想家卢梭也将二者混为一谈，认为，“以前称为城邦，现在则称为共和国或政治体”，“至于结合者，他们集体地称为人民；个别地，作为主权权威的参与者，就叫做公民，作为国家法律的服从者，就叫做臣民”。臣民并不简单地等同于服从，而是对应于封建专制条件下奴仆对主子的臣服，奴仆是没有任何权利可言的，这与现代意义上作为主人的公民截然相反。最后，民族国家意义下的公民与市民存在明显区别。

事实上，现代公民是由市民演化而来的，在民族国家形成之前，市民就是公民，就是指自由城市中的自由民，但是在民族国家形成之后，二者的含义发生了分野：市民失去了政治的含义，不再以政治国家为前提，而成为与市民社会相对应的个人，而公民则以政治国家为前提。市民获得了经济方面的特征，主要指拥有一定资产追逐私利的个人，而公民则是政治和道德意义上的，拥有自由、平等、人权等公民观念。

综上所述，我们发现：“公民”是个历史性的概念，原初公民—臣民—市民—公民形成了一个历史链条。现代公民概念承继了古代“公民”概念中所包含的平等、对国家的认同、集体自治等内容，并且保留了民族国家形成前的“市民”概念中的独立、自由、平等等内核，同时是对“臣民”概念所蕴含的奴性的彻底反叛。再进一步，就个人与国家关系而言，原初公民反映的是个人与国家的高度同构，个人与国家是一体的；臣民强调的是国家权力对个人的绝对控制，个人无政治权利可言；市民强调的是个人权利的张扬，主张个人权利与国家权力的分离、互不干涉；公民注重的是个人政治权利与国家政治权力的适度维系，强调个人自由权利的实现以及国家的权威性、个人对国家的认同和合作。

在理念上，“公民”是现代社会的真实的人或大写的人，是与古希腊罗马所强调的社会成员的政治地位与政治权利等因素的“公民”相区别的现代人，与中世纪封建专制条件下所形成的无人格、无权利、无自由的“臣民”相区别的自由人，与黑格尔、马克思所说的注重社会成员的自我权利、自我尊严、自我利益等因素的“市民”相区别的社会人。

最为重要的是，公民应该是现实政治、经济关系中自主自由活动的主体，应当是超出单纯个体的社会主体，应当拥有这个社会所要求的基本品质素养、情操德性，应当具备一定的改造自然与社会的知识技能，而且，这些素养、能力、抽象的权利还必须与一定的物质条件相结合，使之具有客观的物质基础，否则，作为现实的公民就是一句空话。近代以来习惯上使用的“公民”范畴与“市民”范畴一样也是狭隘的，二者各自所包含的真理性内容应当得到统一，这个统一在我们上述人之为人的现实存在这一意义上的“公民”范畴中得到实现。这样，在近代以来习惯意义上所使用的“公民”（现代公民）范畴亦成了“市民”（现代市民）向本文意义上的“公民”（未来公民）过渡的环节。

因此，按照马克思对人类历史发展的三阶段划分，原初公民和臣民、现代市民—现代公民、未来公民分别对应于人对人的依赖占统治地位的前现代社会、人对物的依赖占统治地位的现代社会、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的自由人联合体，进而言之，分别对应于城邦社会—臣民社会—市民社会—公民社会。

（作者分别为合肥工业大学讲师、南京师范大学博士研究生，合肥工业大学讲师；本文系安徽省基地项目成果和合肥工业大学青年教师创新项目研究成果，项目编号分别为：SK2012B542，2011HGQC1053）

【注释】

①[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年，第116～117页。

②库朗热：《爱国与放逐：古代城邦》，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

③转引自[美]乔治·霍兰·萨拜因著：《政治学说史》，盛葵阳、崔妙因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178页。

④郭忠华，刘训练编：《公民身份与社会阶级》，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221页。

⑤⑦⑧[英]德里克·希特著：《公民身份—世界史、政治学与教育学中的公民理想》，郭台辉、余慧元译，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0年，第28页，第33页。

⑥[美]基思·福克斯著：《公民身份》，郭忠华译，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9年，第17页。

⑨[法]卢梭著：《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李常山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2年，第146页。

⑩贾英健：《全球化背景下的民族国家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第55～58页。

高兆明：《中国市民社会论稿》，徐州：中国矿业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7页。

[美]加布里埃尔·A·阿尔蒙德，[美]西德尼·维伯：《公民文化》，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年，第242页。

[法]卢梭：《社会契约论》，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26页。

责编/张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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