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三国历史到《三国演义》

材料，内容竟为陈寿书的三倍，其中就引有东晋习凿齿《汉晋春秋》所载带有神话色彩的“死诸葛走生仲达”谚语（魏晋南北朝时流行神话、志怪作品，述三国史事人物的书可能掺进一些传奇故事）；曹操杀吕伯奢诸子事《三国志》未载，裴注引王沈《魏书》、郭颁《世语》和孙盛《杂记》的记载，“宁我负人，毋人负我”一语仅见《杂记》，应是当时传说。

同时，富含戏剧性情节且具有多种教育意义（道德、智略、勇武、情感等等）的事件和人物往往成为人们传颂的内容，逐渐进入文艺领域。演绎三国史事人物的文艺形式很早就出现。《宋书·乐志》所载魏、吴、晋的“鼓吹曲”就都是以三国史事立目，如魏曲“战荥阳”、“克官渡”，吴曲“乌林”（赤壁之战），晋曲“宣受命”（司马懿逼退诸葛亮事）等。唐诗中有更多叙写三国事者，如杜甫的《蜀相》，杜牧的《赤壁》（折戟沉沙铁未销，自将磨洗认前朝，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李商隐的《骄儿》（顽童听讲三国故事，学“参军戏”扮相，可见唐代盛行的参军戏也有演三国者）；唐末胡曾《咏史诗》中有多篇叙写三国人和事，时人陈蕃注其《五丈原》诗，讲到孔明遗命授计以骗退司马懿事。僧人宣教（称“俗讲”）中也插入三国故事人物，如大觉和尚《四分律行事抄批》就讲到“死诸葛惊走生仲达”的故事（令于其足上置一袋土，树镜照面，魏军虽卜得孔明已死，但见蜀军中孔明之像，乃惊退）。文艺作品中的三国故事逐渐丰满生动，人物形象逐渐特点鲜明。

宋元时期，特别元代，是三国志故事作为完整通俗文艺作品成型的重要阶段，这是宋元时期社会生活和文化面貌变化的结果。宋代都市破除了唐朝的坊市围隔制度，居住区和商业区不再分割，有街道就可以开店经商。城市发达带来市民文娱活动的兴盛，“勾栏”、“瓦舍”众多，甚至有可容纳数千人的大勾栏。有专门“说三分”的艺人，《东坡志林》载，街巷小儿聚坐听说书（当时称“说话”），闻刘玄德败辄哭，闻曹操败则喜笑。宋人《事物纪原》载，仁宗时市人好谈三国事，有人加作影人缘饰之，始有三分战事之像。张耒《明道杂志》记市人观影戏“斩关羽”而致祭。北宋的“诸宫调”演唱，在金朝占据北方后继续发展，进而由演员唱做结合，称“院本”，其中有“刺董卓”、“襄阳会”、“赤壁鏖兵”等演唱三国故事的剧目。宋代“钱引”上竟印有诸葛孔明羽扇指挥三军以及木牛流马运输等画面。元代商品经济继续发展，说书、演唱、戏剧等演艺活动继续繁盛，宋、金的杂戏、院本发展为更完善的元杂剧；杂剧演出从大城市扩展到小县城。有个县官上书说，因剧团到当地演出，以致“万民废业”前往观看，影响社会秩序，请上峰明令禁止。三国故事人物就是元杂剧的主要题材，现存元杂剧作品中三国题材者达二十多种，是历史剧中最多的。三国戏无疑使得人物特定形象更加鲜明突出（如神谋孔明、义勇关羽，逃命刘备，鲁莽张飞等）。

《三国演义》的祖本是从“话本”改编来的“平话”。瓦舍说话人（分小说、说经、讲史、合生四门）当持有“话本”（大多是“书会才人”所写），据以凭其口才随意加油添醋发挥。文学史著作通常称为“宋元话本”，因为传世宋话本极少（被认为宋话本的《京本通俗小说》系伪书，且多属“小说”类），“讲史”类大多是元代定型并刊印传世，时称“平话”。元代是通俗文体盛行时期，应该在中国文化史上大书一笔。这无疑与蒙古贵族官僚学习汉文化有关，他们为了统治中原，需要学习汉文汉语和经史知识，教他们的老师用白话讲解，写成的书称为“直说”“直解”或“直讲”，如《小学大义》《大学直解》《直说大学要略》《中庸直解》（许衡的讲义）、《孝经直解》（贯云石著），通史内容的有《直说通略》（郑镇孙著，张元济称赞此书“诚近代白话文之先导”）等。为引学习者兴趣并加深理解，元代的经史书还盛行插图，上图下文，称为“全相本”。这是“话本”演进的文化背景。此外，读书人（尤其南士）仕途滞塞，幸好江南经济繁荣，南宋积累下来的文化底子厚，元朝对待读书人很宽松，于是在富人（如昆山顾瑛）接济下，他们结社（杭州就有多个文社）讲论诗文，饮宴游赏，与优伶辈结交（如大诗人杨维桢的文集中就有许多篇为演员写的诗文）。他们与文艺圈结合是“话本”进一步完善的条件。原由书会才人执笔的“话本”简略粗糙，经过文人加工，揉进史书记载，元代称为“平话”。《全相三国志平话》是现存元至治年间（1321—1323）刊行的《全相平话五种》之一。这里我想补充一点：元朝统治者从忽必烈以来就一直注重读《资治通鉴》，作为其主要历史教材，并将历代圣帝明君、忠臣烈士列入祭祀典礼。诸葛亮、关羽和张飞特别受到尊崇。元成宗时，由当地长官在南阳卧龙岗建立武侯祠；元仁宗命在枢密院西侧建祭祀太公望的“武成庙”，以诸葛亮从祀；元英宗封诸葛亮为“威烈忠武显灵仁济王”；泰定帝在大都城西的关羽庙树立“义勇武安王庙碑”；元文宗即位那天（天历元年九月十三）是关羽神降日，即在关羽的封号“义勇武安英济王”上加封“显灵”二字，并遣使者到解州关庙祭祀；元顺帝将张飞加封为“武义忠显英烈灵惠助顺王”，更将关羽的封号加到了九十三字，尊崇至极。还有一点值得注意，元朝实行科举，钦定以朱熹《四书集注》《通鉴纲目》为论说标准，三国史崇蜀汉而黜曹魏。翰林学士赵居信依照《纲目》立场特为编撰《蜀汉本末》三卷（至正十一年建安书院刻本）；同时人胡琦编撰有《关王事迹》五卷（元刊本不存，北大藏有明成化七年重刊本），含有多幅图像。

《三国演义》作者罗贯中显然是文化水平相当高的文人，但生平资料极少，而且互有歧异。最重要的是贾仲明《录鬼簿续编》（大约1425—1426年成书）中的一条：“罗贯中，太原人，号湖海散人。与人寡合。乐府、隐语极为清新。与余为忘年交，遭时多变，天各一方。至正甲辰（1364年）复会，别来又六十余年，竟不知所终。”并著录了他所作的三部杂剧名。他们初会结交年代当在红巾军起事（1351年）之后（即所说“遭时多变”），当时贾仲明（1343—1422之后）应尚年青（姑拟十八岁，1360年），罗贯中当年长二十岁左右，方可称“忘年交”。据此推算，罗贯中大约出生于1320年前后。此外，传世之嘉靖元年（1522）张尚德本卷首的弘治七年（1494）刊本蒋大器序称：“前元”时代依野史著为“评话”，皆盲目艺人俗语，多有错误，且失之野卑，士君子嫌之，于是“东原罗贯中”取陈寿《三国志》慎重选择史实，著《三国志通俗演义》。据此则著作年代当在明初（《演义》作者和成书年代学界尚有歧见）。东原就是山东东平的古名。但是明郎瑛《七修类稿》则称《三国》《水浒》二书为“杭人罗本贯中编”，明田汝成《西湖游览志余》也说他是杭州人。罗贯中的本贯当从其“忘年交”贾仲明所说是太原（金元时代文化发达，演艺兴盛的地区）。大概年长后游历四方，流寓江南地区，漂泊各地，故自称“湖海散人”。杭州是当时南北文人聚集，演艺活动繁盛之地（元杂剧重心从大都转移至此），罗贯中在元末明初可能较长时间寓居杭州，情况和当时许多士人相似。元代建阳刊本《全相三国志平话》十分流行，以致高丽商人来采购的多种经史书籍中，也列有此书（见元刊本《老乞大》）。这种历史背景和罗贯中本人的生活经历，都可能促使他立志在《全相三国志平话》基础上进行改编（见表1）。现知《三国志通俗演义》早期刊本是明弘治七年本和嘉靖元年本，距离罗贯中创作此书约一百多年，其间有可能在流传中经过修改或增补，这是流行书的常见现象。如果对《演义》的文本作精细的研究，或许能发现若干后人添加的文字。我对文学史只具有粗略知识，不敢多言。

表1 《全相三国志平话》与《三国志通俗演义》

回目比较表

注：采自胡士莹《话本小说概论》（中华书局，1980年）

陈得芝 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江苏南京，210093。

（收稿日期：2014-01-13 编校：徐忆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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