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楚昭公疏者下船》

摘要：《楚昭公疏者下船》是元代杂剧作家郑廷玉现存的5种杂剧之一，收录在王季思主编的《全元戏曲》第四卷里。剧本以楚昭公为中心人物，以“疏者下船”为中心事件，描写了一段以血缘关系为标准定亲疏的故事，充分体现了男系宗法主义思想的冷酷无情，是一部宣扬封建伦理道德的剧作。但对于身处于封建社会，从小接受封建主义教条教育的作者，我们不能简单的以现代人的审美艺术去批评他们在作品中宣扬封建伦理道德，一味的持全盘否定的态度更是不可取的。

关键词：楚昭公；亲疏；伦理道德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1005-5312（2011）05-0026-01

《楚昭公疏者下船》是元代杂剧作家郑廷玉现存的5种杂剧之一，收录在王季思主编的《全元戏曲》第四卷里。写的是春秋时楚昭公因不肯归还湛庐宝剑导致伍子胥领吴兵伐楚，楚昭公兵败后携弟、妻、子逃亡，历经艰辛后，最终在申包胥借得秦兵的帮助下国复人团圆的故事。

剧本以楚昭公为中心人物，却无一个中心事件，本应是全剧中心事件的“疏者下船”仅占第三折多一点的篇幅。作者对一些历史事实一一铺叙，事件繁杂，并涉及许多历史人物，人物众多，但这些又不是本剧的中心所在，所以使全剧显得凌乱复杂。作者在第一折交代了吴楚交战的原因及历史背景，通过楚昭公之口夸赞了伍子胥的英勇事迹，众多历史人物登场，第二折则详细的描写了吴楚交战的状况，武打场面很是逼真，直至第三折，全剧的高潮与中心才浮出水面，第四折写申包胥借得秦兵归来，伍子胥因前盟而退兵，楚昭公不仅复国，而且与弟、妻、子团圆。

第三折中，楚昭公因兵败携着弟弟芊旋与妻儿逃至汉江，面对前有滚滚江水，后有追兵的情况下，四人不得不挤上一条小船。此折，剧作者通过一个强于一个的紧张场面，把戏剧冲突推向高潮，唱白交替，情节一波三折，紧张激烈。开场时，龙神、鬼力、艄公一一登场，为下文剧情发展埋下至关重要的伏笔。在逃难的过程中，昭公妻主动劝昭公“你休顾俺子母每，你和小叔叔则逃您的性命咱”，昭公不肯，“则俺这妻子似瑟和琴，弟兄如手共足”，芊旋更是“俺怎肯撇下了嫂嫂侄儿也”。可以看出，他们之间真挚的感情，在危难中谁也不肯弃家人而独自逃难。这一家四口儿在绝境中发现一只小渔船，以为可以凭着这条小船“渡俺四口儿过江去”，哪知“船小渡不的”。此时，他们遇到了第一个难题，也为下文的“疏者下船”提供了合理的情节前提。在芊旋亮明真实身份后，艄公终于愿意载他们过江。然而，第二个难题接踵而至，强风和着“泼天也似的大浪”，“风浪越大了，船儿又小，淹上水来了也”，艄公要求“不着亲的快请一个下水去”，只有这样才可以“救的一船人性命”。昭公不肯，在他看来“兄弟是同气连枝，妻子是多情伴侣”，自是一个也不愿舍弃的。昭公这边犹犹豫豫，艄公这边催促再三，两者形成了强烈的对比，气氛紧张。弟弟芊旋首先要求下水，“哥哥，梢公道疏者下船，您兄弟想来，嫂嫂侄儿与哥哥，正是亲的，惟您兄弟是个疏慢些的，理当下水”， 被昭公揪住衣服阻止。见此情景，昭公妻主动要求下水，“这兄弟同胞共乳，一体而分，妾身乃是别姓不亲，理当下水”。面对兄弟和妻子的请求，昭公被逼无奈，成为决断者，他对亲疏关系的理解是请夫人“留了婴孩，替了亲叔，救了儿夫”、“守贞烈出嫁从夫”。妻子下水后还是无法解决危机，风浪越来越大，还要请一个下水才行，这是楚昭公面对的第三个难题。船中只剩下楚昭公自己、弟弟芊旋、孩儿三人，都是至亲骨肉，昭公更加难以抉择。在昭公的意识里，他和弟弟芊旋是“一父母”，“他和我着疼，我和他着热”，因此，孩儿比弟弟还“疏”，只得“舍性命投江伴母”。面对危急的风浪，昭公没有更加合理的办法来保全一家四口儿，唯有牺牲妻子和孩儿，保全了自己兄弟二人的性命才有可能实现复国的计划。在此，剧作者以自然原因为诱因，从中引发出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冲突，并着力描写了人与人之间的复杂关系和各自不同的情感、思想、性格等等，因此这一折具有丰富的戏剧性。

对于楚昭公来说，妻子、孩儿、弟弟都是自己的至亲之人，那么在决定谁“疏”谁“亲”的过程中，他一定是有自己的一个判断标准，而这个标准正是以“血缘关系”为前提的。妻子是“别姓，不亲”，既无血缘关系，又可以再娶，所以第一个下水。孩儿是亲生骨肉，关系到继承大统，但仍不及“一父母”的弟弟。孩儿失去了，可以再生，弟弟失去了，却不可再有，于是孩儿便得第二个下水。在楚昭公眼里，母子二人的自我牺牲精神是“如今希有，从古应无”。在剧作第四折里，芊旋悲思嫂嫂和侄儿喝不下酒，昭公劝解他，“他身丧在波涛内，名标在书传里，死便死犹存生气”，如今他又正椒房重娶妻，“哥哥今日还有嫂嫂，少不得生下侄儿。若无了你呵，哪里去再寻个同胞兄弟？”可见，昭公对妻子的爱不及对孩儿那样强烈，对孩儿的爱又不及对弟弟的爱那样重要。这种以血缘关系定亲疏的标准，充分体现了男系宗法主义思想的冷酷无情。郑廷玉在作品中表达的这种思想在今天看来实在是不可取的，但对于身处于封建社会，从小接受封建主义教条教育的作者，我们不能简单的以现代人的审美艺术去批评他们在作品中宣扬封建伦理道德，一味的持全盘否定的态度更是不正确的。因为，封建文人“不可能冲破家庭本位、君主专制以及具有浓重的宗法传统观念的束缚”。因此，我们应该客观的去分析作家作品，站在那个时代的角度去看问题。

在中国漫长的历史发展中，“儒家文化、道家文化对中国的政治伦理、价值观念、心理结构、生活习俗、思维方式、行为模式、道德规范、人生理想、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等，都处于支配地位，起主导作用”。在中国，封建社会经历了特别长的岁月，而儒家文化在封建社会中长期占据着主导地位，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文人创作，这些文人重视文学的社会功能，在他们的心目中常常把戏曲看作是政治教化的一种手段，因此很多作品都带有宣扬封建伦理道德的内容。“所以歌德说中国文学‘有数不清的这类故事，都是有关于伦常和风化的’（《歌德和爱克曼的谈话》）”，这其中，尤以元代杂剧为甚，杂剧“皆可以厚人伦，美风化。又非唐之‘传奇’，宋之‘戏文’，金之‘院本’，所可同日语矣”（夏庭芝《青楼记志》）。除此之外，元代动荡的社会也是产生此类文学作品的客观原因。蒙古人马背上夺天下治天下，抛弃了汉人治理家国天下的一套封建法则，社会动荡不安，局部反抗战争不断发生。人民流离失所，更加期待社会的安宁和谐，然而这是元代社会无法提供的，于是元代文人寄希望于文学创作，将更多的笔触指向宣扬家庭伦理道德方面，描写家庭和亲情的剧本逐渐成为主流。家庭戏的内容不仅包括夫妻之间的信任和忠诚，还包括兄弟之间的手足亲情等。所以，郑廷玉写出这部宣扬封建伦理道德的剧作也是有它的主客观原因的，从当下的审美观出发，一味苛责其封建落后的亲疏观，实在是不可取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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