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重的感叹——安塞民间美术现状考察

　　2001年冬，为准备毕业论文和收集创作素材，我又背上了沉重的行囊，第四次踏上了开往陕北的列车。七年前，我曾先后三次到陕北延安地区采风，并在安塞度过了两个终生难忘的春节。七年后安塞的变化令我震惊：因西部大开发力度加大与石油的发现，使安塞人在黄土高原上创造了一个奇迹：县城中的土坯房、土窑洞被清一色的马赛克方盒楼代替；当年白头巾、羊皮袄的老汉在街头已难觅踪迹；染着五彩头发，穿着贴身牛仔裤的都市酷儿随处可见；到处是五颜六色的廉价小商品摊点充塞于县城街道。1993、1994年时，安塞仍处于半封闭状态，北部王家湾、化子坪、镰刀湾大多数行政村仍没有通路、通电，人们见了我这个留着长发，背着现代文明用品的外来采风客，无不投以好奇的目光。

深厚的黄土养育了安塞人。安塞人以特有的乐观顽强与自然抗争，在茫茫黄土几千米深堆集层中，挖出非常渺小的窑洞，生活着、繁衍着，他们用勤劳、粗壮的双手创造了神奇的窑洞艺术：剪纸、炕围画、面塑、布艺。

一到安塞，我首先拜访了七年前认识的一位基层美术干部——谢妮娅，他现已升任文化馆副馆长。安塞县文化馆目前是全国屈指可数的几个先进文化馆之一。随着中国改革力度的深化，尤其是90年代以来，由于改革长期效应的显现，原本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行政扶植的文化单位进入了十分严峻的境地。目前中国许多地方文化馆在民间美术与外界的交流沟通中扮演了引导者与中介者角色。作为民间艺术创作的个体艺人，往往很难以个体形象走向市场，国内许多“民间美术之乡”在目前环境中完全回避市场运作，文化馆与民间艺术同时偃旗息鼓。走向市场，得以生存；回避市场，走向衰落。

安塞文化馆目前有职工14人，财政基本与政府扶植脱钩，完全靠民间美术自我经营运作。自筹经费建立了几千平米的民间艺术馆，内有珍藏数十万件当代所有安塞民间艺术家作品的大型豪华展厅，包括名闻遐迩术大师曹佃祥、白凤兰、高金爱的大量原作精品；近年文化馆又自筹资金出版了《安塞民间艺术丛书》、《安塞民间剪纸精品》、《安塞民间绘画精品》、《安塞民间线描精品》、《樊小梅——塞姑娘的剪纸故事》等书籍，在学术界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县文化馆馆长杨宏明女士也因其骄人的业绩，正在竞选副县长。的确，安塞县文化馆给我的第一感觉是在市场经济的浪潮中，在全国文化馆、民间美术一片衰败的局面中创造了一个奇迹。

此后，又背上沉重的行囊前往砖窑湾看望民间艺术大师高金爱。高金爱家住偏僻的砖窑湾庙湾村，车到砖窑湾，徒步走了近十多公里崎岖不平的山路才见到了老人。高金爱1922年生于山西临县，她3岁丧母，受尽了恶毒后娘虐待；7岁时，父亲只好将她送到舅家生活；在舅家同样揽羊放牛，挨打受气，这种悲惨生活一直到她出嫁。婚后，迫于生计，只身离开丈夫，寻吃讨要来到安塞县一个偏僻的小山沟生活下来。一生的坎坷造就了她倔强、乐观的个性，这些都充分地体现在她的作品中。她的剪纸、绘画有惊人的想象力，造型手法大气磅礴，颇似中国画大写意风格。她先后创作了数万件剪纸、绘画、面塑、布艺作品，她是安塞最多产的民间艺术家。她曾于1985年赴中央美术学院讲学。七年前，我见到她时，她仍和老伴住在破旧的土窑中，春节期间仍过着半饥不饱的生活。

年近80的老人见我十分高兴，身体虽还健康，但精神已明显不如当年。一进窑洞，家中的情景十分让我心酸，除了土炕上破旧的棉被，没有一件像样的家当，虽然新砌了石窑，但仍然墙壁裸露。老人笑眯眯地招呼我上炕坐，对于七年前我曾来过她家仍然记忆犹新。很快老人拿出了她的几个旧纸盒和废纸包着的几叠厚厚的剪纸，然后用她布满皱纹、纤弱的双手一张张地展开。面对着这数千张积满黄土灰尘、大多数已皱巴巴的剪纸，再看着眼前的这位穿着一身破旧衣服、白发苍苍的老者，坐在铺着编织袋的土坑上，整理着她的心血之作时，我的心感到一阵战栗！我不敢相信眼前的情景，坐在身旁的竟是一位身怀绝技的民间艺术大师！

现在老人与干石匠的儿子还有媳妇、二娃，三娃、元东三个孙子同住。言谈中，老人提到了个靳之林、吕胜中、宋如新，连称他们是大好人。当我问及文化馆最近刚刚出版了一套《安塞民间美术精品》画册，并且书中将她作为安塞民间艺术家的代表进行大篇幅介绍时，老人说不知道……夜晚，我和老人全家就着咸菜每人吃完一碗土豆煮荞面后，就和二娃、三娃合睡在土坑上。窑内寒气阵阵，想着老人的境遇和几天的所见所闻，我久久不能入睡。

临行前，老人一直将我送到村口，再三叮嘱：到了北京，若有可能，寄点旧衣服来，如果像县文化馆那样有什么学习班、培训班，一定要让她去，剪纸、捏花都行，只要每月能挣两三百元，她的身体还行。此刻，我看着她期待的目光，瘦弱而苍老的身板，丝丝白发，让我喉头一阵哽咽，鼻子发酸。

此后几天中，我又走访了安塞的另一位民间艺术家常振芳，作为一位农村妇女，她一生生过十三个孩子，结果前十个全部夭折。虽然以后出生的孩子最终还是长成了人，而这位母亲却在艰辛的环境中受到了如此极度的精神刺激而种下了疯癫的病根。她的作品显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天人合一”、“万物有灵”的思想，是安塞民间大师级的艺人。老人目前生活状况与高金爱大致相仿，与忠实憨厚的老伴同住一孔破旧的石窑中。由于没有太多的精力与财力，窑洞内显得寒酸与凌乱。迫于生计，70多岁的老伴每天仍要上山打柴，下地赶羊，才得以勉强糊口。家中现存的剪纸作品已为数不多，因长期无人过问，大多已残破。另外，安塞县尚在世70岁以上的民间艺术高手还有高桥乡的张凤兰和井坪村的潘常旺。她们与高金爱、常振芳，以及去世的曹佃祥在艺术水准上都代表了安塞民间美术的最高境界，并且她们都长期生活于一个相对封闭的空间之中，有着漫长而坎坷的人生经历。

安塞县其他中青年民间艺人还有：王西安、李福爱、候雪昭、马国玉、樊小梅等几十位。除李福爱、马国玉、樊小梅前往西安、延安旅游点开设民艺摊点生活有所改善，大多数作者生活不尽如人意。试想，这些民间艺人为安塞、为延安乃至为人类创造了如此丰厚精神财富之时，仍然生活在与她们的付出极不平衡的物质生活之中，甚至年长的艺术家中的任何一位都没有因自己的绝技而使自己跨入温饱行列，这究竟是什么原因？使我试图从安塞民间美术繁荣的大环境中寻找答案。

县文化馆自70年代末由民间美术干部陈山桥、宋如新、马焉龄等对安塞县几十个乡、几百个村进行了长达数年的逐户民间美术普查，发现了以曹佃祥、白凤兰、王占兰、高金爱、常振芳、张凤兰为代表的近百位民间艺术巧手。此后，县文化馆将她们定期召集至县城举办为期一至两个月的民间美术学习班，在文化馆美术干部的帮助下，引导她们创作剪纸、泥塑、农民画。学习班结束，每位作者发给200-300元不等的创作费（90年代标准）。这个数目对于90年代半封闭状态下安塞的农村妇女来说，真是天大的幸事。二十多年来十几次学习班的积累，使文化馆收集了数以十万计的民间美术作品，此间文化馆将这批作品及复制品组织到深圳、上海、北京、日本、美国，举办了一系列展销会，单件作品以几十到几千元价格出售，以此将民间美术推向了市场。这种“以民间美术养民间美术”的运行思路为安塞民间美术的发展积累了大量的资金，并以此基金举办新一轮学习班、改建场馆、解决文化馆工作人员的工资，扩大媒体宣传。从而，近20年安塞县文化馆在市场经济中形成了稳步发展的良性运作机制，也因此在文化馆、民间美术纷纷滑坡之际创造了一个民间美术与文化单位同时“双赢”的文化奇迹。

面对十几天的亲身感受，一方面是安塞文化馆的形势欣欣向荣，经济效益与日俱增，学术影响日益扩大；而另一方面，老艺人却在穷困中凄度残生。作为我，对于安塞文化馆的运作机制，也陷入一种不置可否的两难境地：一方面若没有文化馆美术干部的整理、挖掘，并将民间艺人请进文化馆，收集了她们大批作品，这些大师及她们毕生艺术将随着她们肉体的逝去而永远被埋入黄土，不为世人所知；另一方面，随着文化馆运行机制的良性运作，这些头戴大师称号光环的真正民间艺术家，依然生活在偏僻落后的乡村，凭借着文化馆几次学习班发给他们的数百元创作费，这对于脱贫乃至解决温饱都是杯水车薪。这两方面终究造成了这样一个事实：文化馆的工作的确在客观上保存了大量的民间美术精品，并用民间美术品创造了经济效益，又以经济为后盾，在传播民间美术方面做了十分有益的工作；但所有的这些杰出的民间艺术大师只会是这个炫目辉煌后面无偿的奉献者吗？

民间美术的衰弱，在现代工业化的社会中是不可避免的，作为民俗产品的民间美术有其产生、发展、繁荣的社会根基，也就是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而当下现代工业化社会及其所带来的审美价值观不可能为其提供永久生存的土壤，安塞民间艺人的境遇就十分鲜活地预示了民间美术不祥前兆。

同时，现代工业文明社会的大步推进，民间美术在失去其功能及实用价值的前提下，在旅游品市场暂时生存，也是民间艺术在存与亡之间作出的一种无奈的折衷选择。当今人们对民间美术的偏爱更多的是一种猎奇式的怀旧情结。正如一位学者说过：“当民间美术的直接功能远远退出历史时，民间美术只会剩下一种观念、一种思想、一种将要彻底逝去的文化情怀。”

不可否认，安塞文化馆在近20年对民间美术的研究、保存、发展方面做出了十分可贵的工作。但为什么在其政治、经济效益日益兴盛的好日子里，却仍使一大批身怀绝技的老艺人在贫困之中苦度这风烛残年？我不知其复杂原因，但仍然天真地幻想着一种在安塞民间现状基础上，让文化馆良性运行与民间艺人生活境况同时改善的完美模式。如若这样，在当下中国，暂时仍不失为具有特色的民间艺术发展之路。前后七年共四次安塞之行，民间美术，何去何从？我只能怀着急迫的心情，在这里发出沉重的感叹。

(顾浩　清华大学美术学硕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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