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道教在吉林省的历史传播及发展特点
道教作为中国的本土宗教，已有两千年的悠久历史，其思想博大精深，哲理丰富，兼容并蓄。道教在吉林省的影响虽不及关内各省区，但在民族融合、文化传承、民众信仰等方面仍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本文通过考察道教在吉林的曲折发展，探究道教在吉林的历史传播与发展特点。
一、历史上的吉林道教
吉林与道教的最早渊源可追溯到公元6世纪末7世纪初的唐代，今集安市周边的中国高句丽遗址，可以看出道教文化兴起的遗存，反映出道教在高句丽有过盛传和广泛的影响。从遗址考察可知，五盔坟四号墓壁画，比较典型地表现了道教文化，壁画的主体部分绘“四神”，即在墓室的东壁绘青龙、西壁绘白虎、南壁绘朱雀、北壁绘玄武。四号墓四神衬地网状纹中的人物图像共10位，其中在五盔坟四号墓中绘有一个道士形象的人，身披绿色羽衣，左腿盘曲坐于莲花台上，右腿立起，一只手在地上画着一幅八卦图。在五盔坟五号墓、四号墓以及舞踊墓、三室墓、长川一号墓中，也绘有四海为主的图案，藻井上也有四神的图像。
在渤海国时，受唐朝道教思想的直接影响，东北的某些少数民族人士已经接受道教思想，而内地的道士也有云游东北者，开始在东北落脚建观，登坛说法。《新唐书·渤海传》载有“习见儒释道”的诗句。
契丹统治者从建国伊始就给予道教相当的地位，据《辽史》记载，神册三年（918）五月，辽太祖“诏建孔子庙、佛寺、道观”（《辽史》卷1），对儒学和佛、道二教采取兼容并蓄的态度。东丹王耶律倍“工辽汉文章，尝译《阴符经》”。（《辽史》卷72）景宗第三子齐国王耶律隆裕“自少时慕道，见道士则喜。后为东京留守，崇建宫观，备极辉丽，东西两廊，中建正殿，连接数百间。又别置道院，延接道流，诵经宣醮，用素馔荐献，中京往往化之”。（《契丹国志》卷14）辽圣宗对于道教、佛教，皆洞悉其旨。统和四年（986）十月，“以银鼠、青鼠及诸物赐京官、僧道、耆老”。（《辽史》卷11）辽兴宗“常夜宴，与刘四端兄弟、王纲入伶人乐队，命后妃易衣为女道士”。（《契丹国志》卷8）辽兴宗允许道士涉仕途，授其官爵。如“王纲、姚景熙、冯立辈，皆道流中人，曾遇帝于微行，后皆任显官”， （《契丹国志》卷8）由于契丹统治者对道教的重视，使道教在辽朝各地逐渐流传。辽朝京城与主要州城皆有道观，道观中有职业的道士，多为汉人，道教信徒也多为汉人。
金代道教兴于金熙宗天眷年间，盛于金章宗执政之时。金章宗本人就崇信道教，多次巡幸天长观，还在承安二年闰六月皇子洪辉病愈时，“衍庆宫做普天大醮七日”，（《金史》卷93）后又在泰和二年（1202）十二月皇子忒隣生满百日时，“放僧道度牒三千道，设醮玄真观，宴于庆和殿”，（《金史》卷93）百官用天寿节礼仪，进酒庆贺。据史料载，在金熙宗天眷年间，新兴道教中太一教受到金熙宗的重视，金熙宗曾召见太一教创始人萧抱珍。其后“尤加礼敬，赏赉不赀”，当时，比较出名的道士有曹道清、张洞明等。
到元明两朝，道教一度中断其传播。清康熙三年（1664）又传入吉林，历史上能确指宫观旧址、修建年代、宫观规模者，康熙年间兴建的宫观约在10座以上，大多分布在八旗驻防地周边、驿站周边、汉人聚落周边，其中有榆树盟温驿站附近的关帝庙，吉林城内的城隍庙，额穆拉法驿站的关帝庙，伊通大孤山的青云观，舒兰城内的关帝庙，舒兰凤凰山上的朝阳宫，额穆老爷岭上的山神庙，永吉岔路河的关帝庙，苏瓦延驿站（双阳）附近的龙王庙，打牲乌拉城的关帝庙等等。自嘉庆朝后，由于吉林地方开始驰禁，流入的汉族人口逐年增加，农村聚落日渐增多，原有村落不断扩大，修建佛寺、道观之风大盛。咸丰十一年（1861）营口开港，东北解禁，关内各省区汉族人口自由流入。同治朝以后，修建的道观猛增，同治七年（1868）御赐舒兰凤凰山朝阳宫“俨疆保障”匾额一方。光绪十三年（1887）御赐通化关帝庙“龙沙昭佑”匾额一方。御赐玉皇山龙王庙“天池钟庆”匾额一方，城隍庙“神京翊卫”匾额一方。清朝帝王对道教的推崇，推动了吉林境内道教的传播，道教宫观香火兴旺，全省有道教宫观200座左右。
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以后，清政府倡办新式学堂，诏令各地寺庙宫观的地产交官府改做“学田地”，分配给新式学堂。这一政策虽未普遍推行，但吉林境内道教发展滞缓和宫观逐减的态势由此为发端。
民国政府从1915年至1930年间，陆续发布了《管理寺庙条例》、《道教丛林进行细则》、《监督寺庙条例》、《神祠存废标准》等文件，对道教的活动加以管理和限制。各县公署对本地的宫观管理相应地做了些具体规定。如农安县公署文教局发布文告：禁止供张仙、送生娘娘、财神、二郎神、齐天大圣、痘神、瘟神、玄坛、时迁、宋江、胡黄狐仙等，废除见善宫、东关龙王庙、苇子沟娘娘庙、圣水泉清云观、靠山屯火神庙、平安堡三官庙等。双阳县公署于1915年通令各宫观拥有的土地一律充作学田。这些文告表明，民国时期，吉林境内一些地方的道教传播受到了限制。1931年“九·一八”事变前，吉林境内有宫观300座左右。
东北地区沦陷期间，宗教的兴衰维系于日本侵略者的需要与否，当日本侵略者需要利用宗教时，各宗教呈现发展的趋势，反之则加以抑制或消灭。1935年日本关东军在吉林东部山区剿杀抗日军民，实行“三光”政策和“并屯”政策。分布在山区和附近地带的道教宫观受到严重破坏，受害最深的有临江、浑江、通化、长白、辉南、柳河等县。以海龙县为例，1928年全县有道观33座，1938年仅剩19座。日本人写的《调查报告》（日）与《满洲国的宗教》（日）等书都认为：伪满洲国初期，“道教完全萎靡不振”，“道教已是一片荒凉没落的状况”。但是，当日本对东北地区的殖民统治相对稳定后，道教又有所发展。据伪满洲国民生部1940年的统计，吉林全境道观累计542座，比1935年增加94座；道士累计1027人，比1935年增加368人。
从1945年日本投降到1948年吉林全省解放的3年间，宗教活动处于停顿状态。松花江以北和东部山区处于胶着的战事形势下，一些宫观毁于战火。有些道士为避战火而云游，宫观大都无人管理。到1948年，吉林有宫观125座、道士900余人。1958年，有宫观44座、道士89人。1959年，有宫观52座、道士125人。“文革”前夕，有宫观35座、道士29人。20世纪末，有宫观14处、道士79人、信教群众8600余人。
二、著名宫观
吉林道教的宫观，大多是古典式土木建筑，从整体布局上看，突出中轴线对称，讲究天圆地方、阴阳五行，注意选择风水。有些宫观建筑超凡脱俗，既保留了自然山林的宏伟秀丽，又体现出风水宝地的绝好气韵，自然与人文、宗教与哲思有机交融。
通化市玉皇阁。清光绪三年（1877年）李宗顺、李宗和两兄弟在佟佳江（今浑江）北岸山巅上建庙宇一座、草房三间，名玉皇阁（又名天成宫），山因此而得名玉皇山。系道教龙门派，修建在山巅，依山势由下而上构筑，雄伟壮观，古朴典雅，环境幽静。
吉林市玄帝观。始建于乾隆三年（1738），坐落在吉林市北极门外的玄天岭，是吉林市历史上最大的道教宫观。玄帝观建筑新颖、奇特、别具一格，其中悬梁吊柱曾被列为著名的吉林八景之一。
辽源市福寿宫。道教在辽源市有着悠久的历史，清光绪十九年（1893）就有道教宫观建筑的记载。清光绪三十年（1904）至1913年间，龙山辽水之间就有大小宫观7座，而尤以福寿宫最为宏伟、最具规模。福寿宫始建于清光绪二十三年（1897），开山祖师为道教金山派大师王坐全道长。选址于龙首山南麓，背依龙山之首，青山苍翠，脚下东辽河蜿蜒东来，碧水西流。山水俱佳，钟灵毓秀。
由于战乱或社会变革，吉林道教还有不少失存的道观，其中较为有名的，有吉林市蟠桃宫、吉林市城隍庙、吉林市四海龙王庙、舒兰县莲花山三教寺、舒兰县朝阳宫、蛟河县金斗宫、延吉市圣武庙等。
三、吉林道教的历史特点
宗教的传播与当时的社会大背景是密不可分的。位于东北地区腹地的吉林，其土生土长的宗教为萨满教，当地的民众起初并不信奉来自关内的道教和佛教，后来虽然接受了这两种宗教，但其影响和势力远远不及萨满教。从金代统治者的扶持和倡导开始，宗教形势大变。盛行于世的首先是佛教，其次是道教，再次是萨满教。大体上说，道教在统治阶层和汉族居民中多信奉者，吉林等地普通民众受萨满教的影响较大。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盛行佛教与道教，边远落后的地区基本上仍信奉原始的萨满教。
从康熙三年（1664）的第一座宫观算起，到1946年的近300年时间，吉林境内的道教经历了曲折的发展历程，呈现出一些地方特点。其中，宫观多，规模小，建筑简陋。据《吉林省志》的记载，1940年统计的542座宫观，相当多的宫观仅有大殿，建筑面积在100平方米左右；从地域分布看，平原的村屯宫观数量多于西部和东南部山区。道教活跃的地方主要分布在吉林、舒兰、榆树、怀德、梨树、海龙、通化、辽源等地。吉林是开发较晚的地区，早期人口是来自关内的流民，经济贫穷落后，信徒的贫穷也反映在宫观的修建和维系生存上，使得宫观经济贫穷，香资不多，扩展无力。
吉林境内的道士，既有正一派又有全真派，其中全真龙门派最多，曾占宫观总数的50%以上，其次是华山派、金山派、蓬莱派、西山派、尹喜派等，还有一些宫观门派不明。
吉林道教对促进民族融合、传承中国传统文化有过重大贡献，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民族宗教政策的落实，吉林道教的宫观数量和信众人数在不断增加，在全国道教界的影响也日渐扩大。吉林道教界应本着与时俱进、灵活务实的精神，在继承和发扬自身历史特点的基础上，根据时代特点与本地实际，调整自己，面向未来。
（作者单位为吉林省社会科学院《社会科学战线》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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